1979年，桑地諾(Sandinistas)政權推翻了索摩扎（Somoza）政權后，尼加拉瓜國內(nèi)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在所有改變中，也許沒人能預料到一種新語言的誕生。尼加拉瓜手語（NSL）是唯一一種自發(fā)產(chǎn)生的語言，沒有受到其他語言的影響，且從誕生那天起就被記錄下來。雖然它誕生于內(nèi)戰(zhàn)時期，但創(chuàng)造這門語言獨特詞匯、語法和句法的不是政治人物，而是失聰?shù)膬和?/p>

圖1：1999年，在尼加拉瓜馬那瓜（Managua）的布盧菲爾茲的埃斯奎利塔（Esquelitas de Bluefields），這名聾啞女孩使用尼加拉瓜手語交流

當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Sandinista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掌權后，他們開始了被稱為“掃盲運動”的活動，開發(fā)項目以促進使用西班牙語進行流利閱讀。其中一項活動就是在馬那瓜（Managua）的巴里奧圣猶達（Barrio San Judas）開設了第一所聾啞人教育公立學校，即梅拉尼婭莫拉萊斯特殊教育中心。巴納德學院(Barnard College)研究尼加拉瓜手語的心理學教授安·森格斯(Ann Senghas)表示，這是尼加拉瓜歷史上首次將大量失聰兒童聚集起來。

這些孩子的年齡從4歲到16歲不等，除了與家人進行交流之外，他們沒有任何使用手語的經(jīng)驗。自19世紀早期就存在的美國手語（ASL）在美洲各地都被使用，在聾啞人中更是被認定為“通用語”。但尼加拉瓜第一所聾啞學校根本沒有使用美國手語（ASL）或其他任何手語。相反，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在教孩子用唇語說西班牙語方面。

圖2：尼加拉瓜全國掃盲運動中使用的一面旗幟，用來指示掃盲已結束的地方

這種被稱為“口頭主義”的教育策略，長期以來始終是聾啞人教育中爭論的話題，在美國這個美國手語（ASL）的發(fā)源地尤其激烈。20世紀初前后，許多聾啞人教育的倡導者認為，對聾啞人來說，使用唇語的能力比用手語進行交流的“宏利主義”更有益。他們認為，通過學習英語，聾啞人將能夠充分參與到美國社會中去。

為聾啞人準備的“英語浸入”是以優(yōu)生學運動為代表的一項更廣泛努力，旨在消除美國人內(nèi)部的差異。在聾啞人群體中，優(yōu)生學的堅定支持者是電話發(fā)明者亞歷山大·格雷厄姆·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貝爾認為，如果聾啞人被允許通過手語交流，他們與聾啞人的隔絕將導致更多的失聰婚姻，從而導致更大的失聰人群。

加勞德特大學聾啞學院的歷史學教授布萊恩·格林沃爾德(Brian H. Greenwald)在電子郵件中寫道：“貝爾認為，語言主義讓失聰?shù)娜穗x開了他們的教育和文化角落，并參與到整個社會中去。貝爾將口頭主義比作一種同化形式，他希望這一策略最終能在美國社會根除聾啞。”

在20世紀80年代的馬那瓜，盡管沒有優(yōu)生學的影響，但桑地諾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在西班牙語的讀寫能力上，結果使失聰?shù)膶W生沉浸在西班牙語的口語和閱讀技能中。但是，當這個國家的失聰兒童在教室里學習西班牙語時，在教室外面，他們卻在自發(fā)地使用自己的手語交流方式。

盡管年紀較大和較年幼的學生在上課時間有不同的課程，但在公共汽車和操場上，孩子們很快開始選擇“慣例”作為必要的交流方式。詹姆斯·謝潑德-克格爾（James Shepard-Kegl）說，這樣的慣例發(fā)生在某個社區(qū)中，他們在家里可能已經(jīng)使用了不同的符號來指代某個物體或動作，并開始持續(xù)地默認使用它們。謝潑德-克格爾是尼加拉瓜手語（NSL）項目的聯(lián)合主管，該項目旨在通過使用手語支持尼加拉瓜聾啞人社區(qū)。他說：“你開始用這種方式建立詞匯表?！?/p>

圖3：在尼加拉瓜布盧菲爾茲的埃斯奎利塔，失聰學生們正在使用尼加拉瓜手語

謝潑德-克格爾指出，所有的語言都有語法和句法，但在馬那瓜聾啞學校，第一批孩子并沒有學習語言的模式，因為他們一輩子都與手語、口語和書面語言隔絕。當孩子們進行互動時，他們并沒有根據(jù)現(xiàn)有的語言來調(diào)整他們的手勢，而是發(fā)展出了一些獨特的東西。雖然年紀較大的學生有更多的生活經(jīng)驗，但實際上年齡較小的孩子推動了語言的發(fā)展。謝潑德-說：“隨著年齡的增長，你的語言本能傾向于減弱。很多年齡較大的孩子并沒有像小孩子那樣產(chǎn)生語法，他們復制了更小孩子產(chǎn)生的語法。”

沒有人確切知道需要多少個體才能產(chǎn)生一種新的語言，也沒有人知道這些個體中需要多少幼兒才能產(chǎn)生語法。謝潑德-稱，20世紀的尼加拉瓜以前就有過規(guī)模較小的隔離聾啞人教育項目，但只有梅拉尼婭莫拉萊斯特殊教育中心成立后，才有必要自發(fā)形成尼加拉瓜手語。幾年后，教師和教育官員意識到學校發(fā)生了不可思議的事情。1986年，尼加拉瓜教育部邀請美國語言學家朱迪·克格爾(Judy Kegl)以聾啞人教育顧問的身份前來訪問。

圖4：參加珍珠湖外展手語項目的三名印巴手語（IPSL）教師，他們分別來自馬那瓜、帕拉卡圭納以及康德加

森格斯在她1995年麻省理工學院博士論文《Children’s Contribution to the Birth of Nicaraguan Sign Language》中寫道，對于克格爾和陪同她首次訪問的其他語言學家來說，識別和研究尼加拉瓜手語的機會是“極其罕見的”。克格爾現(xiàn)在是尼加拉瓜手語項目的聯(lián)合主管，她后來嫁給了謝潑德-克格爾。

這一機會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20世紀80年代尼加拉瓜手語（NSL）的誕生，當時研究人員可以使用攝像機，能夠準確地記錄當時發(fā)生的一切。森格斯寫道：“據(jù)我所知，語言學家和心理語言學家從未有過在社區(qū)范圍內(nèi)記錄語言誕生的案例?！比欢@并不是說，其他獨立的、基于社區(qū)的手語從未存在過。事實上，語言世界充滿了各種各樣難以理解的手語。

盡管美國手語（ASL）和其他一些被廣泛使用的手語，如中國手語（CSL）和印巴手語（IPSL）都有著悠久的歷史，但在農(nóng)村、山區(qū)或充滿政治色彩的地區(qū)，失聰?shù)募彝ズ蜋C構往往無法接觸到它們。為了用手勢交流，這些社區(qū)必須開發(fā)自己的手語。例如，在20世紀早期到中期，吉姆·克勞 (Jim Crow) 時代的北卡羅萊納州萊利（Raleigh），由于資源不足，孤立的非裔美國聾啞學校獨立開發(fā)了獨特的語言。在歷史上，同樣的故事多次發(fā)生過。

尼加拉瓜手語（NSL）同樣在真空中發(fā)展起來。謝潑德-克格爾指出，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手語（ASL）已經(jīng)可以延伸到尼加拉瓜，在鄰近的哥斯達黎加，美國手語（ASL）與當?shù)厥终Z結合在一起，而尼加拉瓜的地緣政治隔離阻止了美國手語（ASL）進入該國。這不僅為尼加拉瓜手語（NSL）的誕生創(chuàng)造了條件，而且也幫助了早期的交流形式得以生存下來。

圖5：兩名印巴手語（IPSL）聾啞教員，他們分別來自帕拉卡圭納和馬那瓜，在康得加附近的農(nóng)村地區(qū)與聾啞學生進行交流

在世界范圍內(nèi)，當一種更廣泛使用的語言進入該地區(qū)時，聾啞人手語（包括在萊利的非裔美國人中使用的手語）已經(jīng)消失或發(fā)生了顯著的變化。語言學家把這種遷移稱為“語言帝國主義”。這是個引起相當大爭議的概念。許多語言學家認為，一種地方語言被其他更具有全球主導地位的語言“污染”，會導致當?shù)厣鐓^(qū)被邊緣化，因為它取代了與外界事物進行交流的土著形式。

另一些人則認為，當主流語言出現(xiàn)時，它們會被土著社區(qū)所使用，通常會與現(xiàn)有語言相結合，以創(chuàng)建一個獨特的本地語言版本。例如，20世紀60年代之前出生的哥斯達黎加聾啞人，主要使用舊哥斯達黎加語手語（OCRSL）。20世紀60年代后，當美國手語（ASL）傳到這個國家的時候，聾啞人社區(qū)對這種手語的使用催生了新哥斯達黎加手語(NCRSL，有時被稱為現(xiàn)代哥斯達黎加手語)，其中大約60%是由美國手語（ASL）組成的。

今天的尼加拉瓜，技術和通訊變化導致聾啞人社區(qū)中越來越多地使用美國手語（ASL）。盡管美國手語（ASL）還沒有取代20世紀80年代原始的、孤立的尼加拉瓜手語（NSL），但后者已經(jīng)開始了整合美國手語（ASL）元素的自然過程。謝潑德-克格爾指出：“從本質(zhì)上講，語言是借用的。它們要么借鑒新元素，要么滅亡?！?/p>

盡管語言學家們從對尼加拉瓜手語（NSL）的研究中學到了很多，但也許最重要的是它為有爭議的語言理論提供了證據(jù)。20世紀60年代，著名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提出，孩子天生就具有學習人類語言的能力。謝潑德-克格爾說，嬰兒沒有上過語法課，但他們確實學過語法，因為他們對語言的功能有著固有的期望。孩子們“不知道(語法)規(guī)則是什么，但是他們期望有個規(guī)則”。

在馬那瓜的第一所聾啞學校里，沒有現(xiàn)成的手語范例，也沒有人指導孩子們學習手語，而且他們創(chuàng)造語言的方式也是前所未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