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成山：日本人歷史觀的嬗變令人憂慮
2016年12月初，我受日中協(xié)會、日本中國友好協(xié)會等民間友好團體的邀請，先后訪問了11座日本城市，其間兩次遭遇日本右翼勢力的騷擾。這趟日本之旅有驚無險，但據我觀察，日本社會對歷史的態(tài)度正在發(fā)生令人憂慮的嬗變。
在記憶中，從1994年開始，我到訪日本全都是順利進出國境。意想不到的是，此次赴日本，在福岡機場被幾名海關人員攔阻盤問了兩個多小時，平生第一次遇到了麻煩。
雖然遇到點小麻煩，但他們最終沒有阻止我入境，并先后在日本熊本、長崎、福岡、廣島、岡山、京都、大阪、神戶等8座城市的交流進展順利，演講活動一帆風順。期間，日本的《朝日新聞》《每日新聞》記者進行了現場采訪，作了積極的評價和客觀的報道。但到了名古屋市，卻遭遇右翼勢力的騷擾。
12日，當我乘坐新干線從神戶到東海地區(qū)的愛知縣的名古屋市，當地活動負責人平山良平先生到車站迎接我說，已經看到右翼勢力在網絡上發(fā)出了消息，宣稱今晚活動時他們要來騷擾，并且準備派三個人進會場辯論。
此次名古屋市的活動安排在晚上進行。往年今晚，我一般都在紀念館里不回家，為30多萬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守靈，今年卻在當年指揮南京大屠殺的主犯、日本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的家鄉(xiāng)名古屋市，還免不了與日本右翼勢力舌戰(zhàn)，真是命運使然。
當晚6時30分，在名古屋女性會館外，右翼勢力真的開來了三輛宣傳車，有9個右翼分子連續(xù)用大喇叭亂嚷亂叫，還舉著“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揑造的”彩旗。會場內，混進3個右翼勢力的代表，當我用時90分鐘演講南京大屠殺后，他們便在場內與發(fā)生激烈爭論，但完全是胡攪蠻纏，所提問題可笑之極，說什么南京人口當時還不到20萬人，怎么可能有30萬人的屠殺？還說什么當時的南京比名古屋的面積還小，不到5平方公里，怎么會有那么大規(guī)模的屠殺？他們提出的這些所謂的理由，就是利用偷換概念的手法，把當時南京國際安全區(qū)的人口當作整個南京市的人口，把安全區(qū)的面積當作整個南京市的面積。其實是非常幼稚可笑的問題，經不住一駁。會議的組織者平山良平和老華僑林伯耀先生當場與其對話辯論，當時在場的日本參會眾人對右翼分子的發(fā)言表示哄笑和譴責，我也在以史實予以駁斥，但右翼分子直到散場也沒有離去。小學教師、曾經參加中日韓教科書編撰的小野正美，主動貼到那個右翼分子的身邊坐下，以防止他有什么過激的行動時及時采取措施。緊跟他身邊的是一位美國人約瑟夫，這位在日本生活了22年的美國人，長期在名古屋工業(yè)大學執(zhí)教日本的文學，一直從事著國際和平運動，他對右翼分子的言行嗤之以鼻。
15日晚，在東京韓國基督教青年會館9樓會場，舉辦我此行在日本的最后一場南京大屠殺史報告會。
距離集會開始的6點半還有一個小時，東京的警察早早到這里來布置保衛(wèi)措施了。因為右翼勢力已經在網路上揚言，今天要比名古屋鬧得更厲害一些，特別是要在會場上讓我難堪。由于這里的地勢比較好，警察容易封閉四周的小巷，右翼勢力的大車進不來，最多也就是小車。他們會占用公共道路，但韓國青年基督教會是私人領地，他們不能侵入內部，否則就可以報警驅逐或者逮捕。
大約距離開會還有半個小時，右翼勢力來人了。果然，他們在會場大門對面的公路邊上占有一塊小地方，插上了日本的太陽旗和戰(zhàn)時海軍旗，放置了幾塊小型的標語牌，安置了大喇叭，還安置了攝像機現場直播和拍攝。一旁停了警車，警燈一閃一閃的好像是在提醒這些右翼分子保持分寸。陪同我的翻譯朱弘說這些人并不可怕，要我和他們合影，留下些資料。
6時30分，集會正式開始，田中宏教授先發(fā)言，介紹今天的集會，也簡要介紹了我此行在日本各地集會的情況，然后現場放映南京大屠殺幸存者侯占清和石秀英的證言錄像，最后由我進行歷時75分鐘的講演。我講了當年南京的人口和面積，講了南京大屠殺遇難者30萬數字的來歷和根據，講了中國舉辦國家公祭儀式和申報世界記憶遺產的意義，其中特別提及在名古屋右翼勢力提出的觀點不值一駁。最為搞笑的是，原準備鬧場的幾名右翼分子，在會場強大的壓力下，竟然沒有敢出聲，沒有實現他們會前在網絡上的揚言。東京“不再重演南京大屠殺會”代表木野村間一郎，女人們戰(zhàn)爭與和平資料館館長池田惠理子等組織者們對此給于很高的評價，認為今晚的集會很成功，怔住了右翼勢力的猖狂。
此次日本之行是短暫的，但所見所聞卻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為了此次訪日活動得以安全和成功，日本友好人士甘當“保鏢”，辛勤陪同和護送我。但另一方面，日本社會對歷史嬗變的態(tài)度令人憂慮：
一是關注歷史的年輕人越來越少，以前集會時成百上千人的規(guī)模不見了。長崎中學的女教師奧山忍給我舉例說，她教的學生由于看了右翼勢力編輯出版的《大東亞戰(zhàn)爭總結》一書，根本不相信南京大屠殺發(fā)生過。日本青年人對歷史不關心、不學習、不參與的狀況，令正直和有良知的日本人擔憂。
二是日本人二戰(zhàn)史的觀念正在悄然發(fā)生新變化。在當下的日本，筆者聽到了一種奇怪的聲調，現在舉行歷史方面的教育越來越難。有日本朋友認為，由于安倍政權的操控和引導，日本輿論對戰(zhàn)爭責任問題有了新的轉變，從過去的偏向談論受害者的話題，盡可能不談或者少談加害者話題，轉變?yōu)椴徽剳?zhàn)爭問題，不再強調戰(zhàn)爭受害者的身份，包括一些學校和家長不讓孩子們去廣島原爆紀念館參觀。他們更多的是希望談日本戰(zhàn)后對國際社會的貢獻。
三是熱衷于關注戰(zhàn)后史，積極宣揚日本對世界和平的貢獻。有日本學生反映，日本的年輕一代基本不學習近代史，考試中也不涉及近代史的內容，只關注古代史和現代史。他曾經就此現象詢問導師，日本老師始終不吭聲。日本國會前議員栗原君子對我說：“我對現在的日本政治非常的不滿意，安倍政府把和平憲法當作了空殼子，日本自衛(wèi)隊向南蘇丹出兵，完全不是為了世界和平作貢獻，而是在于突破和平憲法第九條，這是十分危險的舉動，其右傾動向值得關注與警惕?！?作者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