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證言主要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一些幸存者的口述，還有之后赴日起訴的文件資料。除此之外，還有原藏于中央檔案館的戰(zhàn)犯口供。

新京報：申報材料“分量很重”？

蘇智良：實際上，1945年以后，日方曾經大量、有計劃地銷毀一些歷史文件。申報材料中，就包括一些劫后余生的文件，比如原本在印尼爪哇地區(qū)已經被銷毀的文件，但是在我國重新被發(fā)現，也列入申報材料中。很多文件保存狀況很差，本身已經非常破爛，有的只剩紙片。

新京報：為什么執(zhí)著于申報世界記憶名錄？

蘇智良：在收集資料時就發(fā)現，這些資料分散在亞洲各地，尤其是東南亞一些地方，資料保存很差。之所以要進行申報，是想引起各方關注，從而能夠完善保護的條件，因為文件材料是不可再生的，必需充分重視。

“可以采取更好的策略”

新京報：怎么看待本次申報抱憾而歸？

蘇智良：很遺憾。實際上在2015年，“南京大屠殺”項目和“‘慰安婦’的聲音”曾經一起參加世界記憶名錄申報，但是慰安婦問題的項目最終鎩羽而歸。當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明確意見，確認申報資料是真實、不可替代的，但給出的理由是，考慮到慰安婦問題受害國家，不僅是中國，因此建議聯合申報。

2016年，我們和韓國等8個國家和地區(qū)才進行聯合申報，今年2月份預審時，還是比較樂觀的。20多年來，聯合國各個機構為揭開慰安婦問題的真相，曾經做出了非凡的努力，我們尊重這些努力，也為這一結果感到遺憾。

新京報：申報失利能夠帶來什么樣的經驗教訓？

蘇智良：帶給我個人的一個經驗是，以后如果再進行申報，不要太樂觀，需要一步一個腳印地做。未來可能會很艱難，但是即便是再細微的工作，也要努力去做。

新京報：未來是否還會繼續(xù)進行申報？

蘇智良：這個月，參與聯合申報的國家和地區(qū)，將舉行會議，主要議題就是討論下一步的戰(zhàn)略，具體的措施，需要討論和評估。另外，既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希望兩個項目（由中國、韓國等8個國家和地區(qū)的民間組織聯合提出的“‘慰安婦’的聲音”項目（第101號），與日本提出的“慰安婦與日軍紀律的文獻”（第76號）項目。記者注）進行對話，在沒辦法改變這種決定的情況下，我們可以采取更好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