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量化問責除了問責，更是一種震懾和倒逼。用明確具體的問責標準，震懾那些不想真抓實干、試圖蒙混過關和得過且過的地方領導干部，進而倒逼他們在治理大氣污染問題上更加用心、走心，盡職履責，積極作為。換句話說，問責不是目的，而是一種手段。問責的規(guī)矩和制度就在那里，白紙黑字，“利劍高懸”，就看地方政府和官員如何選擇和作為。

應該看到，此番量化問責目前來說僅限于京津冀地區(qū)，且限于大氣污染治理層面，但其傳遞出的問責標準化、精細化的社會治理思路和理念，值得學習和推廣，并且是較具現(xiàn)實針對性的。因為一段時間以來，在行政問責領域，還有一些有待改善的問題，比如問責程序不規(guī)范，標準不統(tǒng)一；向誰問責、問何種責，各地往往自己說了算，“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問責“雷聲大雨點小”，一些官員被免職之后迅速復出甚至有所升遷；一說問責，各部門便紛紛表態(tài)“與我無關”……

量化問責不能包治百病，但其作為一種地方探索和創(chuàng)新，可以為整個問責體系的建設，為問責的制度化、常態(tài)化、法治化提供可參考的經驗。我們期待它能夠有序、有效、科學地運行和落實下去，更期待它在更廣范圍內、地域內、領域內的示范效應，比如食藥監(jiān)領域、安全生產領域，比如水污染治理、土壤污染治理等其它環(huán)保領域。而最終的目的，是敦促更多的地方政府權責明晰，有所為有所不為，高效運行，造福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