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接受質詢時就臺灣問題發(fā)表了極具挑釁性的言論。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會議上，立憲民主黨的前外相岡田克也提問稱，“臺灣有事”是否符合日本2015年安全保障法中提到的“存亡危機事態(tài)”，以及是否會允許日本行使集體自衛(wèi)權。高市回應稱，如果臺海出現涉及使用戰(zhàn)艦并伴隨武力的情況，如中國對臺島實施海上封鎖等情況，則可能構成對日本生存的威脅，可被視為“存亡危機事態(tài)”，自衛(wèi)隊可能會行使“集體自衛(wèi)權”。10日，在被追問是否收回上述發(fā)言時，高市堅稱其答辯基于政府一貫立場，無意撤回或更改，僅表示今后會避免在國會假設特定情境并明確表態(tài)。

高市這一表態(tài)突破了日本政府迄今的模糊立場，試圖將臺灣問題納入日本國家安全法律框架內，從法理層面將中國臺灣和日本所謂的“安全利益”進行綁定。這不僅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還表現出企圖軍事介入臺海的危險政策動向。

高市的言論存在三重法理越界。首先，違反日本國內法律規(guī)定。根據日本2015年通過的“新安保法”相關規(guī)定，即便日本本土未直接遭受攻擊，只要“與日本有密切關系的他國” 遭武力攻擊且“威脅日本存亡”，政府可認定為“存亡危機事態(tài)”，自衛(wèi)隊可獲得武力行使的法律依據。但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并非國家，臺海出現的情況與“日本的生存、民眾的生存權、自衛(wèi)權”無關，高市將臺海問題與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tài)”掛鉤，是在偷換概念，違反了日本國內法律。

其次，違背《中日聯(lián)合聲明》等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原則和精神。高市將臺灣問題納入日本國家安全法律框架內，把臺灣地區(qū)視為“國家”，不僅違背了《中日聯(lián)合聲明》中一個中國原則的核心內容，也對中國發(fā)出敵對信號，違背了2008年中日第四個政治文件中關于兩國“互為合作伙伴，互不構成威脅”的共識，這是對中日關系政治基礎的公然背棄。

最后，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政，這是基于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的共識。高市稱若臺海出現特定情況日本可能行使集體自衛(wèi)權，是將中國內政問題納入日本國家安全決策框架，公然違背了國際法中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本原則，是對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的嚴重踐踏。

高市言論制造了惡劣先例，可能給中日關系和地區(qū)局勢帶來嚴重后果和消極影響。破壞了中日關系間的政治互信，向“臺獨”分裂勢力發(fā)出了極其錯誤的信號，加劇臺海局勢的緊張動蕩。同時，這也將日本自身置于極其危險的境地。將日本的“存亡”與中國內政問題強行捆綁，等于將日本綁上了“臺獨”的戰(zhàn)車，一旦日本主動軍事介入臺海沖突，只會引火燒身。

近年來，日本一些勢力積極推行“以臺制華”戰(zhàn)略，表現出與美國聯(lián)手介入臺海沖突的圖謀，甚至表現得比美國更為激進和冒險。最近，美國智庫蘭德公司在一份題為《穩(wěn)定美中競爭》的報告中，建議美國政府支持中國“漸進式統(tǒng)一”，反對“臺獨”。在此背景下，日本一些人仍竭力充當“臺獨”勢力背后的靠山。這反映出日本右翼勢力的戰(zhàn)略焦慮和政治賭博心態(tài)。他們擔心華盛頓可能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后退，導致其“倚美制華”“以臺制華”戰(zhàn)略落空。因此，日本選擇扮演更激進的角色，一方面試圖通過激進表態(tài)來“綁架”美國的對臺政策，強化美日同盟介入臺海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這也是為其推動“修憲擴軍”制造更緊迫的借口。

高市這一表態(tài)在日本國內也引發(fā)了強烈爭議。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黨首野田佳彥對此表示“驚訝”，認為“很危險”。公明黨和日本共產黨等在野黨派紛紛表達反對立場和擔憂態(tài)度?！冻招侣劇飞缯撝赋?，集體自衛(wèi)權的行使應受到嚴格制約，高市言論為日本政府擴大有關法律解釋打開了方便之門。高市在臺灣問題上的言論輕率，只會加劇中國對日不信任。

高市早苗的涉臺言論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日本政治右傾極化的產物。其背后是自民黨保守派試圖通過煽動“外部危機”轉移國內矛盾、推動“修憲擴軍”的政治算計。然而，這種民粹示強言論不僅會撕裂日本社會，更將日本置于危險的地緣政治漩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