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志敏帶走400億比特幣 能歸還中國嗎 物歸原主有望實現(xiàn)！物歸原主，也就是歸還中國受害者。

錢志敏這個名字葛秋已有好幾年沒看到了，圍繞這個名字以及背后的藍天格銳投資案，討論已逐漸沉寂。直到近兩個月，她所在的近400人維權群重新熱鬧起來，大家在群里轉發(fā)著律師解讀以及關于案件進展的小視頻。

當?shù)貢r間11月11日，中國天津藍天格銳特大非法集資案、英國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比特幣洗錢案主犯錢志敏在英國被判處11年8個月的監(jiān)禁。隨著案件的刑事部分塵埃落定，大眾的關注焦點轉向了跨國追償。在這宗案件中，英國警方鎖定6.1萬枚比特幣，而根據(jù)英國司法文件描述，這些比特幣主要是以錢志敏在中國實施的犯罪行為的收益購買的。按計劃，英國最高法院本應于11月17日再次舉行聽證會，討論6.1萬枚比特幣的處置決議，但隨后公布將延期至2026年1月。

一位多次參與錢志敏案庭審的律師表示，目前英國法院同時進行刑事訴訟和民事追繳兩個程序，兩個程序的訴訟參與人和審理法院均不相同，部分刑事訴訟證據(jù)可能用于民事追繳程序，民事追繳程序中參與人及審理法院熟悉這些證據(jù)需要一定時間，聽證會延期情有可原。由于比特幣價格飆升，涉案比特幣的市值一度接近500億元。受害者是否有望獲得全額賠償，甚至因幣值上漲而出現(xiàn)“倒賺”，以及增值部分應由誰享有，成為該案的討論焦點之一。

復旦大學國際金融學院教授嚴立新表示，這起比特幣洗錢案不僅是數(shù)字貨幣反洗錢領域的“史詩級”案例，更是一場復雜的法律、外交與地緣政治博弈，關于“所有權”與“管轄權”的爭奪戰(zhàn)，核心訴求非常明確——物歸原主，也就是歸還中國受害者。

回憶起這七八年，鄭正歌用“血本無歸、妻離子散”來形容。2016年，通過朋友介紹，這位收入并不豐厚的教師接觸到了名為“藍天格銳”的投資項目。彼時，藍天格銳宣稱和地方政府聯(lián)合開展養(yǎng)老項目，并將智能養(yǎng)老描繪為未來的發(fā)展趨勢。鄭正歌不相信私人企業(yè)，但“政府合作”的說法讓他放下戒備。為了搭上這趟財富列車，他透支信用卡、用工資貸款，前后投入了一百多萬元。神話破滅得猝不及防。這些年來，他一直在還債的泥潭中掙扎，至今仍有十多萬元債務未清。最絕望的時候，因貸款逾期，他被列入征信黑名單，工資卡被凍結了三四年。身為教師，他按時上課，卻拿不到工資，而家里的孩子正等著錢讀大學。

錢志敏從2014年6月起，指使“前臺人物”在加密貨幣交易所火幣網(wǎng)開設賬戶，系統(tǒng)性地將投資者資金轉換為加密資產。英國最高法院的判決書詳細披露了這一過程。2017年9月抵英時，錢志敏手上約有7萬枚比特幣，價值3.05億英鎊。2018年10月，倫敦警方首次搜查其在漢普斯特德的住所，發(fā)現(xiàn)另有現(xiàn)金16.3萬英鎊，并存在逾1.88萬枚比特幣的轉移和轉換行為，逐步鎖定約6.1萬枚比特幣的線索。

據(jù)此前報道，專項審計顯示，自2014年8月至2017年7月，藍天格銳共吸收資金402億多元，這些錢均由錢志敏控制支配。自2014年4月至2017年8月，藍天格銳向128409人返款341億多元，另有11.4億多元被用于購買比特幣。媒體從英國法庭獲悉的文件也顯示，錢志敏共計買入194951枚比特幣，高于警方鎖定的6.1萬枚。但法院并未披露剩余12萬多枚比特幣的情況。這意味著，錢志敏的財產中，極有可能還有比特幣尚未被發(fā)現(xiàn)或沒收。在接受英國媒體采訪時，倫敦警察廳刑警喬·萊恩透露，錢志敏說自己一個帶有2萬枚比特幣的錢包“密碼遺失”。按照最新?lián)Q算市價，僅這些“遺失”的比特幣就價值約125億元。

英國最高法院同情這些“投資者”的遭遇。2025年11月11日，在對錢志敏的量刑陳述中，英國法官薩莉-安·黑爾斯特別指出，盡管目前查獲的資金已足以償還投資者，但這并不能抹去受害者在金錢之外遭受的真實傷害。有人失去住房，身心健康受損，婚姻與家庭關系破裂，“羞恥”更是反復出現(xiàn)的普遍感受。法院裁定，鑒于錢志敏在犯罪中的角色，量刑有必要從規(guī)定的10年向上調整，最終確定為11年8個月。

錢志敏自2024年4月在英國被捕后，一再聲稱無罪。而在此次庭審首日即認罪，有輿論認為，很有可能是英方獲得了中方執(zhí)法機關提供的證據(jù)協(xié)助。2025年10月30日，天津市公安局河東分局發(fā)布情況通報稱，天津市公安機關通過國際執(zhí)法、司法合作等渠道與英國執(zhí)法機關深入開展國際追逃追贓協(xié)作，盡全力挽回集資參與人的損失。另外，天津市河東區(qū)財政局“藍天格銳案清退工作組”也發(fā)布公告，提醒藍天格銳案未登記確認集資參與人核實確認，時限為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2月29日。公告稱：“此次核實確認情況將作為清退資金發(fā)還的依據(jù)，請相關集資參與人在公告確定的期限內進行核實確認。”

多位受訪者回憶，2021年至2022年間，天津市公安局曾為已登記個人信息的受害者進行過兩輪退賠，比例為5％和8％。鄭正歌說：“對于投資成百上千萬的人，這不過是杯水車薪?！?021年11月，藍天格銳總經(jīng)理吳小龍受審，個人涉案金額被認定為87億元，其名下可供執(zhí)行的資產為956萬元，僅為應追繳執(zhí)行金額的千分之一。而在大洋彼岸，英國已根據(jù)《財產保護法》對案件作出財產凍結令，被凍結的6.1萬枚比特幣因市場暴漲，價值已逾50億英鎊。2024年9月，英國皇家檢察署根據(jù)《2002年犯罪收益追繳法》正式啟動民事追索程序，并發(fā)布《關于藍天格銳詐騙案的被害人告知》，對追索事項進行說明。

理論上，依據(jù)該法第281條，索賠程序為企圖維權的“投資者”們留出了一扇窄門——“投資者”可以向英國最高法院提出索賠申請，提出對自身財產的合法主張。2025年10月15日，英國皇家檢察署在臨時聽證中也曾經(jīng)提議，正在考慮為未參與民事案件的中國受害者設立“賠償計劃”，目前該計劃尚待法院審查批準。

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朱江南指出，根據(jù)《中英刑事司法協(xié)助條約》，當被請求方?jīng)]收的資產是公共資金時，且這些資產是從請求方貪污、挪用所得，無論這些資金是否已被洗錢，被請求方應當將沒收的資產或出售該資產的收益返還請求方，但應扣除合理的變現(xiàn)費用。對于錢志敏案這類非公共資金的經(jīng)濟詐騙，條款規(guī)定了適用情況，具體返還情況仍需通過司法程序，根據(jù)證據(jù)鏈、庭審、外交談判、交涉來最終決定，沒有明確統(tǒng)一的比例。

而當最終明確，多少資金歸英國所有，英國國內不同部門的利益分配也會有所不同。朱江南說，英國設立的資產追回激勵機制（ARIS）明確，將按照50∶50的比例，在中央政府和各執(zhí)法機構之間平分，以激勵執(zhí)法機構進一步打擊犯罪。在錢志敏案中，警方和檢方表現(xiàn)出的極高積極性，除了職業(yè)精神、業(yè)績考量外，很難說沒有這種利益機制的驅動。

倫敦警察廳在回復關于資產處置的問詢時，也明確表示：警方希望看到部分追回資產“流向倫敦和倫敦市民”。對于耗時七年偵辦此案的英國警方而言，無疑將其視為填補警方辦案成本的一種資金回收渠道。

“案子在國外，苦主在國內”的錯位是跨境追贓的最大難點。多位專家都強調，需要在案件談判中展現(xiàn)“受害人優(yōu)先”的原則和立場。根據(jù)《聯(lián)合國反腐敗公約》和《聯(lián)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資產返還合法所有者是第一優(yōu)先級的。只有在賠付完所有受害者之后，剩余的部分才輪到中英兩國談分賬。

中國政法大學金融科技法治研究院院長趙炳昊表示，我國可以接受英方扣除“合理的執(zhí)法成本”，但需要防止自動落入默認返還50％或者更低比例的格局。此前，英國最高法院強調，除非在程序推進至POCA第281條規(guī)定的階段，有個人或實體提出權利主張，否則暫不會進行國家間接觸。換言之，英國方面會先通過本國司法程序確定資產歸屬，然后再考慮與中國就資產返還進行磋商。

這一行為引發(fā)了爭議。錢志敏的律師羅杰·薩霍塔對外表示：“英國法院的舉措意味著，任何追回資產的盈余都可能被國家保留，這種做法實際上將執(zhí)法轉變?yōu)檎疂撛诘?、新的收入來源?！?/p>

對于該案受害人而言，最期待的結局莫過于“全額返還”。這一模式并非沒有先例。朱江南提到了中國追逃追贓的里程碑案例——江西省鄱陽縣財政局經(jīng)濟建設股原股長李華波案。2015年，雖然中國與新加坡沒有締結雙邊司法協(xié)助條約，但中新雙方合作，新加坡高等法院執(zhí)行中國法院沒收裁定內容，將李華波案總額折合人民幣2044.64萬元贓款全部返還中方。這是中國檢察機關運用違法所得沒收程序追繳潛逃境外腐敗分子涉案贓款的第一起案例。

嚴立新建議，比較可行的路徑是，由中國政府或指定的資產管理人代表所有受害者，在英國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或作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權利人。這不僅是法律技術問題，更是社會治理問題。政府的出面，能最大程度安撫國內受害者情緒，同時在國際法庭上展示國家意志。

上海段和段律師事務所是參與代理藍天格銳非吸案投資人海外跨境追索損失的律所之一。該所虹橋分所律師顧昭沁表示，英國檢方的民事追繳程序尚處于早期，實質性證據(jù)交換尚未開始，整個周期將較漫長。此前，英國浚哲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楊玉華撰文指出，已有千余名中國投資人試圖通過該程序主張權利，其中不乏有人提出“激進”主張：不僅要求賠付本金，更要求獲得比特幣過去七年的升值收益。

嚴立新認為，中國受害者如果主張按升值后價值索賠，在英國法官眼中可能面臨“不當?shù)美钡馁|疑。不過，反洗錢領域的“追蹤原則”告訴我們：如果受害者的錢被用來買了彩票中了大獎，受害者有權要求獎金，而不僅僅是彩票的本金。趙炳昊也贊同這一邏輯。他說，民事追繳聚焦于財產本身是否為不法所得的代表物。原則上，只要受害人能證明當初被騙的錢，沿著鏈路長出了虛擬貨幣這個“果子”，就有權按現(xiàn)值主張賠付。但金額能否完全實現(xiàn)，取決于鏈上資金能否被完整追蹤、不同受害人之間如何分配，以及法院對證據(jù)鏈的接受程度。

不過，中國通信工業(yè)協(xié)會區(qū)塊鏈專委會共同主席于佳寧表達了相反的看法。他認為，6.1萬枚比特幣在七年間形成的巨額增值，屬于典型的資本利得，來源是比特幣的市場漲幅。如果允許受害人按比特幣當前市值主張權利，等于承認其在一個本身違法的資金盤結構中享有虛擬貨幣升值帶來的投資性收益，既與刑法上對非法集資行為的否定性評價相沖突，也會在倫理上制造一種“成功就是高收益，失敗才是受害人”的逆向激勵。他指出，參考國內“幣圈第一案”PlusToken案等先例，中國法院將虛擬貨幣的全部價值，包括價格上漲形成的增值部分，統(tǒng)一認定為違法所得，不以成本或買入價作為計算基礎。對于這部分遠超本金總額的增值，更適合被理解為一個公共性的剩余價值。中方應通過外交與司法途徑，主張這筆巨額溢價作為犯罪資產包的整體不可分割性，將其追回并納入中國國庫。在完成對受害人的本金清退后，剩余的巨額資金轉化為公共財政資源。

除此之外，技術上的證據(jù)認定是更為棘手的問題。于佳寧表示，對于一個普通投資者來說，想要將自己當年“投資”的人民幣，一路精準追蹤到今天英國警方扣押的6.1萬枚比特幣，在技術上幾乎是一個不可完成的任務。原因在于這條路徑跨越了三個本質上割裂的系統(tǒng)：一是以人民幣為主的銀行賬戶和現(xiàn)金收繳體系，二是高度依賴人情網(wǎng)絡和微信群撮合的場外OTC換幣市場，三是被冷錢包、多層跳轉和混幣器刻意打亂痕跡的鏈上資金流。

錢志敏系統(tǒng)性地將投資者資金轉換為加密資產的2014年到2017年，在于佳寧眼中，是典型的場外換幣、集中買入、資金高度混同再輔以混幣器的年代，資金來源在進入大池子的一刻已經(jīng)喪失了個體可識別性，鏈上分析可以重建的是“這池水是臟的”，而不是“這滴水是誰的”。

更復雜的是，藍天格銳案中大量投資人屬于多個項目滾動投資。一位深入研究此案的律師表示，本案中，本金、盈利與再投入相互混雜，部分產品返現(xiàn)方式不同，有人以現(xiàn)金滾動，有人以“多特幣”等實物折算再投，使得賬面金額與真實虧損并不一致?，F(xiàn)階段，無論在中國還是英國，都缺乏能夠對全部資金流、比特幣轉換過程及對應持有人關系做出完整、可采信重構的專業(yè)力量。

面對極高的法律門檻和追索成本，鄭正歌最終選擇了一家由跨國公司促成的第三方機構協(xié)助維權，盡管對方承諾的賠償抽成比例可能高達20％，他只希望能盡快拿回本金，至于增值部分的收益，不敢奢望。

趙炳昊提出，部分國際司法機構會利用我國目前監(jiān)管和司法實踐中的矛盾對中方進行質疑。在監(jiān)管上，比特幣的發(fā)行融資是非法的。但在民法典明確保護其作為“網(wǎng)絡虛擬財產”的權益，這恰恰為跨境追贓提供了穩(wěn)固的財產權依據(jù)。嚴立新則給出了更為犀利的“實用主義的穿透式”的比喻，“我們‘內禁’是為了防范金融風險，‘外索’是為了伸張司法正義。這兩者不矛盾，就像關起門來打掃衛(wèi)生，并不代表扔在門口的東西別人可以隨便撿走”。

該案不僅是一次追贓，更是一個契機，倒逼中國推進虛擬貨幣監(jiān)管從“只強調風險和禁止”轉向“防風險、有規(guī)則、與國際接軌”的精細化治理，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在未來的跨國追贓與資產分享博弈中，擁有足夠的話語權和制度底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