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審宣判結(jié)束后，面對死刑緩期兩年執(zhí)行的判決結(jié)果，主犯曾某某的第一反應不是反思和悔過，而是對被害人及作案同伙破口大罵，情緒失控、態(tài)度蠻橫，完全看不到任何認罪悔罪的跡象。這種反應本身，就讓案件再次引發(fā)輿論強烈關注。

而在隨后進行的二審庭審中，曾某某的表現(xiàn)更加令人不安。庭審過程中，他多次抖腿、擺出一副無所謂的姿態(tài)，面對法庭的莊嚴程序毫無敬畏。法警多次提醒其注意庭審紀律，但其行為并未明顯收斂，傲慢、挑釁意味明顯。這種在法院公堂之上的舉動，讓被害人和旁聽者都感到憤怒與寒心。

更讓被害人難以接受的是，曾某某在庭審及相關場合中，多次表現(xiàn)出明顯的敵意，被害人家屬由此產(chǎn)生了現(xiàn)實而具體的恐懼：如果未來出現(xiàn)減刑可能，這樣一個毫無悔意、甚至流露報復傾向的人，一旦再次回歸社會，是否還會對被害人及其家庭構(gòu)成威脅？

這起案件并非發(fā)生在當下，而是一起已經(jīng)過去19年的拐賣兒童惡性案件。正是因為時隔多年重新追責，犯罪嫌疑人在法庭上的囂張表現(xiàn)，才顯得格外刺眼。

據(jù)《中國新聞周刊》12月7日報道，12月5日，備受社會關注的山東“入室搶嬰案”二審在山東省泰安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此前一審判決認定，4名被告人的行為均構(gòu)成拐賣兒童罪。主犯曾某某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zhí)行；被告人呂某某、王某某被判無期徒刑；袁某某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

一審宣判后，曾某某與袁某某提出上訴，而被害人姜甲儒及其父母，也就刑事附帶民事部分提起上訴。

按照司法常識，上訴通常意味著試圖在事實或法律認定上提出合理抗辯，通過合法途徑爭取從輕處理。然而，曾某某的選擇卻完全背離了這一邏輯。他沒有圍繞案件事實、證據(jù)細節(jié)展開申辯，而是將情緒發(fā)泄和辱罵作為“重點操作”，令人震驚。

由此，一個問題自然而然浮現(xiàn)：面對這樣的被告人，二審是否具備加重處罰的空間？

在司法實踐中，“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并非一句空洞口號，而是貫穿刑事訴訟全過程的重要原則。主動認罪、如實供述、真誠悔過，往往能成為酌情從寬的重要依據(jù)；反之，拒不認罪、態(tài)度惡劣、毫無悔改表現(xiàn)，也會直接影響法官對刑罰裁量的判斷。

需要強調(diào)的是，這一原則并不僅限于偵查階段或一審階段。在庭審態(tài)度、訴訟行為、執(zhí)行預期等方面，被告人的整體表現(xiàn)，同樣是司法機關評估其社會危險性的關鍵參考。

曾某某在得知被判死緩后，不僅未展現(xiàn)出對生命和法律的任何敬畏，反而當場辱罵被害人和同伙；在二審庭審中，又以肢體語言挑釁法庭權威。這種行為，已經(jīng)明顯超出了“情緒失控”的范疇，更像是一種赤裸裸的蔑視。

從法律層面看，僅憑庭審態(tài)度，直接將死緩改判為死刑立即執(zhí)行，確實存在門檻。但這并不意味著法院“束手無策”。在現(xiàn)有法律框架下，仍然存在其他從嚴打擊的空間。

例如，對死刑緩期執(zhí)行的罪犯，在裁量時明確限制減刑條件，甚至依法決定不得減刑、不得假釋，使其事實上終身服刑。這種處理方式，既符合程序正義，也在最大程度上回應了案件的社會危害性和被害人的現(xiàn)實安全顧慮。

對被害人來說，真正的安全感，不在于一句空泛表態(tài)，而在于實實在在的制度保障。只要曾某某永遠無法再踏出高墻一步，被害人一家才能真正擺脫長期籠罩在心頭的恐懼。

需要指出的是，本案雖然表面上只涉及“一名被拐兒童”，但犯罪手段之惡劣，遠超一般拐賣案件。案發(fā)當日凌晨，4名犯罪嫌疑人攜帶撬棍、斷線鉗等工具，翻墻入院、破鎖入室。曾某某、王某某當場對被害人夫婦實施暴力和威脅，由呂某某直接進入臥室，將僅8個月大的嬰兒從床上抱走，隨后迅速逃離。

這不是隱蔽作案，而是赤裸裸的“搶人”。對一個普通家庭而言，這樣的經(jīng)歷，足以毀掉一生。

更令人憤怒的是，4名犯罪嫌疑人在案發(fā)前均有違法犯罪前科，均屬于屢教不改之人。這一背景，本身就決定了其主觀惡性和再犯風險遠高于普通犯罪者，也理應成為量刑時的重要考量因素。

從結(jié)果來看，犯罪發(fā)生后19年才被追責，已經(jīng)讓這些人多享受了19年的自由生活。如今依法受到嚴厲審判，并非“重判”，而是遲到的公正。

法律的價值，不僅在于懲罰已發(fā)生的犯罪，更在于防止未來的傷害。當被告人在庭審中公然張揚敵意、毫無遮掩地釋放威脅信號時，司法機關更應從保護被害人和社會整體安全的角度，審慎評估其繼續(xù)存在于社會中的風險。

被害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孩子被搶走的那一天起，這個家庭就注定承受長期創(chuàng)傷，他們唯一的希望，就是不再遭受來自犯罪者的任何二次傷害與羞辱。這不是“苛刻要求”，而是最基本的人性訴求。

目前，案件二審已結(jié)束，法院宣布擇期宣判。正是在這一階段，是否依法從嚴處理、是否通過制度設計最大限度消除風險，考驗著司法的判斷力與責任感。

不讓曾某某重返社會，不只是被害人的愿望，也符合公共安全的基本邏輯。這樣的人，一旦脫離監(jiān)管，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顯然遠大于任何可能的“改造收益”。與其讓所有人長期擔憂，不如通過嚴密而審慎的法律裁量，徹底堵死風險出口，讓正義不止停留在判決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