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任何事都要有策略,記者做輿論監(jiān)督也有一個策略,你不要四面樹敵,不然就阻力會很大。我當時的策略就是,把這件事說出來。要對事不對人,我要的是案件平反,追責的事交給國家,不然阻力太大?！?/span>
原標題：湯計的必然(2)
本版統(tǒng)籌：新快報記者肖萍
本版采寫：新快報記者劉子珩 郭曉燕
“呼格案”平反之后，湯計來到了北京，在新華社總社做了一個報告，參加了一個媒體峰會，做了兩期電視節(jié)目，接受了若干新聞后生的采訪，行程一直滿滿的。
記者湯計已經(jīng)年近花甲。在這個平均年齡越來越小、后起之秀越來越多的行業(yè)，他算年紀很大的了--同齡人要么走上領導崗位，要么沉寂著退居二線；下一代的同行玩微博、開自媒體公眾號，包裝著全媒體時代的新聞人。
相比之下，此前的湯計沒那么熱鬧。
他更像個“老派”的新聞人，對一些劍走偏鋒的報道角度不能接受--有媒體希望采訪案中的另一重要角色趙志紅，他認為這個方向惡意且獵奇，直接就批評起記者；有一家雜志也來了，采訪他的主題是“體制內(nèi)的健康力量”，他覺得也不妥，于是拒絕。
但在權力機關與傳統(tǒng)媒體構筑的體制內(nèi)，他老練而靈活地運用了“新華社記者”這個身份，在規(guī)則與人脈之中靈巧騰挪，何時按兵不動，何時借力打力，拿捏精準。
一直關注“呼格案”的《法制晚報》記者朱順忠說，這次翻案，湯計的平臺和職業(yè)道德缺一不可。
“如果他不能給你們鳴冤，我也沒有辦法了”
按照湯計的指引，新快報記者繞過了有武警把守的新華社正門，從西邊側門進入了新華社的招待所。前后采訪他的媒體大多被約到了這里，來到北京的幾天，他就住在那兒。
不需要自我介紹，就能看出他身上的北方氣質，一米八三的身高，壯得像頭熊，不過這頭熊倒是顯得祥和，嘴角帶著笑，擠得面頰上的肉突了出來，走路時大大的耳垂也仿佛能晃動。他的口音是山西的，說到有鼻音的字，聽著會很吃力。
湯計接觸“呼格案”，源于律師何綏生的推薦。
在疑似真兇趙志紅出現(xiàn)后，呼格吉勒圖的父母李三仁和尚愛云找到了何綏生。何在內(nèi)蒙古律師圈有一定名氣，他查看了相關資料，并向有關人士打聽案情后，他認定呼格吉勒圖被判死刑確屬冤枉，但是聯(lián)想到案件經(jīng)辦人尚在高位，何自認沒有能力翻轉案情。
他對李三仁夫婦說，正常的申訴太難，唯一的途徑是找媒體，他推薦了新華社內(nèi)蒙古分社的記者湯計，“如果他不能給你們鳴冤，我也沒有辦法了。”
事實上，何綏生和湯計至今仍算不上是朋友，當時他這么說，只因為湯計在內(nèi)蒙古媒體圈名聲甚大。新華社內(nèi)蒙古分社屬于其總社派出機構，地位比當?shù)孛襟w顯得高，地方干預相對會少很多，而且，在李三仁夫婦找到他之前的一年，湯計一篇對病逝的呼和浩特市委書記牛玉儒的報道，得到了中央高層的關注和批示。
不過在那以后，湯計其實已經(jīng)決定“不再寫這種報道，”他曾經(jīng)對媒體表示，“因為那個時候官員風氣下滑很快，我怕再寫一個典型，經(jīng)不起時間考驗，過兩年發(fā)現(xiàn)有問題，那不是壞了嗎？”
他反而給自己定了個指標，每年寫三篇重點輿論監(jiān)督報道。除了《王木匠“神話”的破滅》外，他還寫了《萬里大造林還是萬里大坑人》，寫了赤峰市原副市長《草原巨貪徐國元》等。
“大家都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是也沒有一個人和我說不要做了”
在內(nèi)蒙古駐站這么多年，湯計在當?shù)卣ㄈθ嗣}甚廣。新華社內(nèi)蒙古分社的記者張麗娜告訴新快報記者，“入職不久的年輕人到公檢法一些部門采訪都得'走程序'，而湯計老師去，都是局長、院長、檢察長親自接待，人們很'認他'。”
因為這層私交，湯計往往能在朋友私聊與案情打聽之間自由切換，“咱們見面先敘舊聊交情，聊到熱乎時，再提問，他們一般都會實話實說”。不過他也有一個原則，不會采訪當年經(jīng)辦“呼格案”的辦案人員，即便兩人是朋友關系。
馮志明，當年專案組組長，后來成了呼市公安局副局長。“呼格案”翻案后，馮志明在網(wǎng)絡上成為眾矢之的。
他也是湯計的多年好友。
據(jù)湯計說，兩人見面，心照不宣，從未提過“呼格案”，“我沒有問他，他也從來沒說過，'老湯你別寫了'。實際上大家都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是也沒有一個人和我說不要做了”。 甚至就在湯計最為高調地推進“呼格案”的過程中，他還找馮志明幫過忙，“他當時還對我說，湯計的忙，一定得幫。就這個時候，也沒說過一句你別做了”。
對于這樣一種關系，新快報記者感到奇怪，“您是如何定義朋友關系的？現(xiàn)在回頭看你會覺得愧疚嗎？”
湯計沒有正面回應這個問題。“人性其實很復雜的，不是非黑即白，馮是做錯了，這是牽扯人命的大事，錯了就得翻過來，但不能完全否定他。”湯計說，他曾經(jīng)親眼目睹，當上了塞罕分局公安局長后的馮志明，在街上遇到一個人在搶賣水果的攤主，他立馬就去追，把錢搶回來了。“他身材胖胖的，跑得滿頭是汗，那一刻他忘記了自己是局長，只記得自己是警察。”
伴隨著對馮志明鋪天蓋地的輿論批評，呼市當?shù)匾患颐襟w在1996年刊登的一篇名為《“四九”女尸案偵破記》的文章也被人們翻出來，文中用極為不嚴謹?shù)膶懽鞣绞?，呈現(xiàn)了案件，出現(xiàn)了“馮副局長、劉旭隊長等分局領導，會意地將目光一齊掃向還在自鳴得意的兩個男報案人，心里說，你倆演的戲該收場了”等語句。
“你注意那篇文章，沒有署記者名，應該是通訊員寫的。”湯計提醒新快報記者。他甚至將這篇文章評價為馮志明的“蕭何”。“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他當年因為這片文章出盡了風頭，今天卻因為這篇文章被抨擊。”
“如果他們想隱瞞，當時就能把這案子按死”
除涉案的當事人外，為弄清事件的來龍去脈，湯計幾乎動用了所有的人脈。
最早的消息來自時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長赫峰，他向湯計證實，確實抓獲了一個系列命案的嫌疑人趙志紅，此人的供述中有1996年的毛紡廠命案。
湯計還記得當初專案組成員的反應。一聽到趙志紅說毛紡廠的案子，他們都蒙了，心想，“那人不是斃了嗎？”馬上就有人說，你是不是糊涂了，出去冷靜一下。當時是在賓館審的案子，大冬天的，他們把趙志紅銬在賓館的小花園里凍著讓他冷靜下?；貋碇罄^續(xù)審，趙又供出了一單隱案后，他們(公安)馬上派人去查，真有，這才覺得事情嚴重了。
“如果他們想隱瞞，當時就能把這案子按死。但他們沒那么做，反而分成四組，每兩人一組重新對趙進行審查。我后來判斷'呼格案'是冤案，就是根據(jù)當時留下的這四份口供。”2005年11月，湯計發(fā)送了第一篇內(nèi)參《內(nèi)蒙古一死刑犯父母呼吁警方盡快澄清十年前冤案》。內(nèi)參很快得到中央有關領導批示。2006年3月，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政法委正式成立“呼格吉勒圖流氓殺人案”復查組。當年8月，湯計得到消息，復查已有結論：當年判處呼格吉勒圖死刑的證據(jù)明顯不足。一位自治區(qū)政法委領導告訴他：這是冤案，但不能由政法委改判，需要走法律程序。政法委會要求自治區(qū)高級法院復查，向最高人民法院匯報，成立復查組，依法再審。
然而，2006年11月28日，突然有人向他傳遞消息說：趙志紅案已完成一審，但沒有公開審理，趙供述的10件命案，只起訴9件，唯獨沒有與“呼格案”相關的毛紡廠命案。
湯計注意到了這一點，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立即寫了第二篇內(nèi)參《呼市“系列殺人案”尚有一起命案未起訴讓人質疑》。很快，這篇內(nèi)參也受到了批示。
“說實話，其實體制內(nèi)的阻力也沒有那么大”
巧合的是，批示做出后不久，趙志紅在看守所里寫下了一封寄給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人民檢察院的“償命”信。
一位看守所的警察把這封申請書的復印件親自送到了湯計手里。湯計并不認識這位警察。他走進湯計的辦公室，先掏出證件證明身份，隨后把申請書的復印件交給了湯計。他說擔心這封申請書最終無法到達高層，希望能通過湯計讓“大領導”看到。
“這東西(申請書)沒弄過，而且都是錯別字，格式也是亂的。”湯計考慮了一會，決定來個創(chuàng)新，他為這份《償命申請書》加了一頭一尾，當天就寫成了一篇題為《“殺人狂魔”趙志紅從獄中遞出“償命”申請》的文章，發(fā)往北京。“能過也就過了，過不了也沒辦法了。”讓他意外的是，最后這篇文章在層層審批中居然順利過關了。
“說實話，其實體制內(nèi)的阻力也沒有那么大。”湯計說，第四篇內(nèi)參《內(nèi)蒙古法律界人士建議異地審理呼格吉勒圖案》還是經(jīng)內(nèi)蒙古檢察院檢察長邢寶玉的點撥，他告訴湯計，“呼格案”中檢察院不能抗訴的原因，“因為一旦抗訴法院維持原判，在程序上就進入死結了，一宣判，趙志紅一斃，就沒戲了。”
四篇內(nèi)參下來，“呼格案”的風向越來越明顯，湯計堅信翻案只是早晚的事。不過他對于當初號稱遞出“償命”申請書是因為良心發(fā)現(xiàn)的趙志紅始終存疑。湯計從趙的口供以及專案組民警的描述中發(fā)現(xiàn)，趙是個十分聰明的人，思維清晰，記憶力好，“我注意到的細節(jié)，他應該也注意到了，警察一遍遍帶他去毛紡廠指認，最后整個案子卻不起訴，你說，這里面能沒有問題嗎？”現(xiàn)在回想起來，他說趙志紅當時的做法也可能是為了活命，這也是我不贊成案件再公開審理的原因，趙志紅滋潤地活了9年，萬一公開審理，為了把水攪渾，他再翻供咋辦？”
“做任何事都要有策略”
雖然湯計信心滿滿，但他說有些事還是得看時機，該停還是得停。
“呼格案”之所以難重審，在于多年過去，當時的辦案人員很多得到了升遷。當年專案組組長馮志明，后來成了呼市公安局副局長；當年新城區(qū)公安分局局長鄭潤民，現(xiàn)任呼市公安局國內(nèi)安全保衛(wèi)支隊支隊長；呼格吉勒圖案二審審判長楊小樹，現(xiàn)任副廳級審判員。
如此，“呼格案”在內(nèi)蒙古當?shù)匾呀?jīng)不單純是法治案件，它的再審，需要更高級別領導的支持。
由于主導復查此案的相關領導的退休或人事變動，湯計這時自己只有等待，希望以后能有開明的領導出現(xiàn)，他安慰李三仁夫婦，“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碰到好官就翻了。”
同時，他開始主動聯(lián)絡外地市場化媒體。湯計將市場化媒體看做是自己策略的一部分，當新華社不能發(fā)稿的時候，需要市場化媒體放出消息。
2011年1月，曾主導復查此案的前政法委副書記胡毅峰重回政法系統(tǒng)，被任命為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湯計忽然覺得“機會又來了”。于是又開始組織記者采訪，寫內(nèi)參。
鮮為人知的是，直到“呼格案”啟動再審之前，湯計并沒有去過李三仁夫婦家中。在充分利用各種資源的時候，他也時刻提防被人利用，“我在幫他的時候，要嚴防人算計”，湯計怕被拍到登門的照片，授人以柄，就說不清了。
2005到2007年，湯計一共寫了四篇內(nèi)參，并在2007年2月的新華社《瞭望》新聞周刊公開發(fā)表，這是國內(nèi)媒體首次公開披露“呼格案”。
內(nèi)蒙古檢察院檢察長邢寶玉也在這一時期告訴湯計，檢察院還不能抗訴，否則法院維持了原判，法律程序就是死結了，“呼格案”就沒戲了。
在參加廣東電視臺《社會縱橫》欄目時，他再次強調了這個觀點，“做任何事都要有策略，記者做輿論監(jiān)督也有一個策略，你不要四面樹敵，不然就阻力會很大。我當時的策略就是，把這件事說出來。要對事不對人，我要的是案件平反，追責的事交給國家，不然阻力太大。”這是他確保采訪安全的方式，也是確保自身安全的辦法。
“他的朋友遍布每個領域”
成為記者之前，湯計想過做排球運動員，當兵，或者做個開解放卡車的司機，但都因為姐姐的阻撓而沒有做成，那時他曾經(jīng)抱怨姐姐管得太寬，但現(xiàn)在回想起來，他說，得感謝姐姐。
不過運動員的經(jīng)歷倒是磨煉了他。“那時候，每輸一場比賽，大家馬上分析原因，就你啊，沒守好；你明天把那高個子盯住了……然后明天繼續(xù)輸，沒事，下來繼續(xù)總結。”湯計說，屢敗屢戰(zhàn)的性格就是在那時形成的。
1988年，他通過中國新聞學院的學習，進而進入了新華社。
在新聞學院學習時，他有了人生的偶像--新華社原記者王殊。王殊在建國前是隨軍記者，建國后成為新華社國外派駐記者。因為在中蘇珍寶島沖突時，對蘇聯(lián)戰(zhàn)略重心的分析，被毛澤東和周恩來接見。其后，逐漸轉型成為外交家，擔任了外交部副部長。
湯計佩服王殊的是他的調研能力，雖然沒有留下新聞寫作的名篇，但是卻成了新華社派駐單位里對所在地情況最熟悉的人。
湯計在內(nèi)蒙古廣交朋友，“他的朋友遍布每個領域，無論是政界還是商界，無論是名流還是草根，都有他的老熟人。”新華社內(nèi)蒙古分社記者張麗娜告訴新快報記者，“湯老師知名度大，找他反映情況的人很多，每天只要他在辦公室，總是會接待幾波。”
這其中有許多像李三仁夫婦一樣的人，去他的辦公室找他。湯計告訴新快報記者，很多問題能通過自己的關系解決，就不會寫稿。那個時候，他不再是單純的記者，而是充當社會問題協(xié)調員的角色。
找他的人很多，甚至還有一對夫婦從近千公里外的通遼市趕來，找湯計訴苦，為的就是家里繼承遺產(chǎn)的糾紛。湯計將這種工作稱為“記者做思想工作”。
如今，這樣的結交隨著“呼格案”的平反，名氣的增大，與他聯(lián)系的人更多了。
新快報記者采訪之時，他的電話響個不停，這時要一邊聽著“案情”，一邊耐心解釋，“我只負責內(nèi)蒙古的新聞，你是哪的？找一下沈陽分社……”但電話那邊往往充耳不聞，仍是喋喋不休地訴說， 這時湯計會忍不?。?ldquo;姑娘，你怎么聽不懂話呢，哪的新華社都一樣，并不只有我湯計能幫忙。”
湯計在選擇幫助哪些人不幫助哪些人的原則是這樣的，“比如剛剛的電話，說是一個涉及幾千萬的案子，馬上要開庭了，讓我去，我才不去，讓他先發(fā)材料我看看，這些說到底不就是錢嗎？涉及人命的、重病的我才去幫。”
2014年12月23日12時，結束了上午的采訪，湯計把新快報記者帶進了新華社附近一家慶豐包子鋪，“我原來其實算是沒出息的，同齡的都到北京升遷了，就我還留在內(nèi)蒙古。但這次回來北京聚在一起，大家都說，雖然湯計沒當什么官，但在新聞史上留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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