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國際建筑師協(xié)會（UIA）認可了《馬丘比丘憲章》，并且用它取代了1933年的《雅典憲章》。前者是對后者的猛烈批判，用極具前瞻性的眼光。
現在，我們的國家已是大國崛起，我們的國民是否更應該培育自信的大國心態(tài)？如果我們總是樂于用圍墻把自己封閉起來，那么我們的心是否也會慢慢封閉？那個造長城的時代，或者那個“寸板不許下?！钡臅r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一個大國的國民，不應該恐懼沒有圍墻的生活。拆掉圍墻，大國才會真正崛起。
與孫中山同時代的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在1925年下令全國禁止戴傳統(tǒng)的高氈帽，改戴西式禮帽，把土耳其這個“西亞病夫”，從傳統(tǒng)伊斯蘭國家強行拽進入了世俗文明之中。當年的土耳其尚能如此，更何況今日之中國？
習總為什么要拆除住宅區(qū)的圍墻？我只能這么理解：這個已經懂得玩轉“一路一帶”與“亞投行”的大國，還需要圍墻嗎？
沒了圍墻，怎么保障小區(qū)安全？
“沒圍墻就沒安全”是個偽命題。事實上，中國已有成功的“開放式社區(qū)”，四川宜賓就有，整個樓盤內的道路全部向城市開放，住宅的安全防護體系后退至單元門口，2011年就獲“全國物業(yè)管理示范小區(qū)”稱號。
中央文件的精神絕不是“一拆了之”。微信號“團結湖參考”發(fā)文說：“改革都得付出。如果說在拆除真實的圍墻之前，老百姓還有什么‘心墻’沒拆，那就是擔心小區(qū)圍墻拆了之后，相應的安全措施跟不上、私有物權受到侵害。
所以說，表面看起來是拆墻，實際上是再建一道法律的治安的防護墻。這道墻建好了，市民自然會開放起來，整個城市也會亮堂起來?！?/p>
所謂的“安全”，人們把它寄托在那道圍墻上，其實，是我們國家強大的公共安全保障體系保證了我們成為堪比瑞士的最安全國度之一。這不是長安君說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說的：
在2015年全國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工作會議上，孟書記說：
2014年我國每10萬人殺人案件數為0.7起，與世界上最安全國家之一的瑞士相當。
與其說“拆墻開放”是對老百姓安全的最新問題，不如說它是出給每一個地方政法領導和干警的最新課題。
因為“拆墻開放”的目的絕不是要降低安全保障度，而是既要拆墻，還要保障安全感和舒適度！
如果改革要讓老百姓少付出代價，政法部門、綜治部門等等有關部門就要多承擔壓力。迎接挑戰(zhàn)、保衛(wèi)人民，是政法機關的職責和使命。
“拆掉圍墻，大國才會真正崛起?！遍L安君給網上的這句評論點贊。盡管會給政法機關帶來更加艱巨的任務，但我們相信，中國的政法君們有信心、有能力，必需也必須維護好我們國人家園的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