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局】甘肅慘案背后，是農村治理的潰散
從8月26日到現(xiàn)在，甘肅村莊里的慘案已經發(fā)生了很久。只不過，直到這兩天，它才真正成為輿論中心——以在朋友圈刷屏的方式。刷屏的文章，叫做《盛世中的螻蟻》。
就像此前每一次成為公共事件的新聞那樣，圍繞《螻蟻》一文，輿論場的意見也迅速分化。支持者認為，是貧窮、是社會之惡導致了慘劇的發(fā)生，文筆直指當下每個人心中或多或少的“螻蟻”感；反對者則認為，貧窮與殺子自殺之間不一定存在必然邏輯關系，在事實調查清楚之前，急切地把帽子扣在全社會的頭上并不妥當。
正如當下的人會把歷史讀成當下史一樣，人們也習慣從新聞中讀出代入感；一如亞里士多德在論述戲劇時說的那樣：面對悲劇，人們感到恐懼或者憐憫（因為戲中人的行為或者可以從邏輯上理解，或許無可避免），最終達到“凈化”（katharsis，宣泄后平靜）情感的效果。
換句話說，面對同一頭大象，因為著眼點不同，每個群體摸到的都不一樣。但除了情緒式的宣泄和抒情，我們希望，在如此慘烈的新聞背后，我們可以認真地分析和考慮問題是如何產生的，最終又應當如何解決。
貧窮
雖然沒有在現(xiàn)場，但有一些同行在現(xiàn)場。在不同媒體的報道里，我們可以抽出一些值得探討的細節(jié)。
貧窮。這一點，看過現(xiàn)場圖片的讀者大約都有直觀感受。這是一個西部山區(qū)的村落，楊改蘭一家8口，奶奶行動不便，父親略有癡呆只能放牛種菜，丈夫腦子也不是特別清楚在外面打工，剩下她和4個未滿或即將滿學齡的孩子。8口人住的房子已經有52年歷史，家里的土灶已經坍塌了一半。楊改蘭一個人種著17畝地，送孩子上幼兒園要走一個小時的山路。
低保。這或許是目前或多或少指向自殺誘因的線索之一。2013年，楊家曾經享受過每年2880元的低保；2014年，低保取消。
取消的理由，是在官方通報里，2013年，在農村低保動態(tài)管理中，“經群眾評議該戶未通過”，因為其家庭總收入為36585.76元，人均收入超過4000元，高于當時的低保標準2300元，故取消——根據村委會主任的算法，楊改蘭丈夫打工一年2萬多，每畝地400-500元收入，3頭牛、兩頭母豬，也可以有收入。
之所以說“誘因”，是因為在《每日人物》的報道中，在楊改蘭臨終時和奶奶的對話中有這樣一句：“村里有人告我，我被逼到這份上了?！?/p>
還有一部分細節(jié)，后面詳述。我們先說說低保這件事。
低保
低保，最低生活保障。通常說來，在這個領域，國家會劃撥一部分資金，地方政府再進行資金配套。不同的省份，低保的標準不太一樣；不同的地區(qū)，評議誰家能吃低保、誰家不能吃，也有不同的評議方式。
楊改蘭家被取消低保，就是因為評議方式的轉變。
2013年他們能吃低保，是因為村里組成了一個評定小組，挨家走訪，“看到家里房子很差，看著確實困難，就定了低保戶”。
2014年，政策變了——先全村集體提名、商議并經公示無異議后，再上報鄉(xiāng)鎮(zhèn)，經鄉(xiāng)鎮(zhèn)審核公示后確定名單。中青報報道稱，該村村委會主任說，“在由村民代表、村支部、村委會和村監(jiān)委會召開商議低保資格的會議時，30多名參會者關于低保資格的提議中沒有楊改蘭家，因此，這一次就取消了他家的低保資格”。
資深媒體人郭睿發(fā)表在“新太平廣記”上的調查報道，則指出了這一方式中可能存在的疑點。比如，楊改蘭的堂叔爺楊萬年稱，自己沒有開過村民會，每個自然村出一個代表去開會，都是村干部；康姓村民則稱，如果村里人一起開會的話，“我們都了解他家情況，不可能投票取消他低?！?。
目前，國務院扶貧辦已經成立工作組，會同甘肅省級部門進駐該村調查這一事件，尚未有結論。在俠客島跟一位西部省份基層島友談及這一評議方式時，該干部表示，如果真的要用全村村民投票的方式來決定誰能吃低保，至少可以說明這樣的村莊里干部管不了事，只能靠每人投票這種方式來平息爭議。一般來說，低保需要個人打申請，但最終都需要村兩委、村民代表（比如所在隊、社的隊長、社長等）、鄉(xiāng)鎮(zhèn)級分管領導以及相關部門來共同評議，既要實地走訪，也要聽村里主事人、明白人的意見，以避免出現(xiàn)村干部劃低保時“優(yōu)親厚友”、利益輸送、當老好人等情況。
郭睿報道里的細節(jié)，或許也給這樣的疑點繼續(xù)作注：在這個村莊下轄10個社中的石磊社（楊改蘭丈夫所在的社），該社的9名精準扶貧對象中，就有石磊社社長的親哥哥、侄子。
另外的細節(jié)則更讓人唏噓。該縣政府工作人員稱，2014年政策調整時，低保名單在村里張貼了三次，“楊家無一人提出異議”，但楊家8口人沒有一人識字；而鄰近村的另外村民則稱，“我們家全家三口一起種地，一年都掙不上一萬塊，他們家還能掙3萬塊，不可能”。
注意，低保的事情，可能只是誘因——畢竟，兩年前他們的低保就被取消了。這其中可能存在的貓膩或不正常的問題，也需要調查組的結論。在結論未出之前，這些報道的細節(jié)都只能供人們存疑。
家庭
是什么造成了慘劇的發(fā)生？長期“貧窮帶來的絕望”、或者在低保、危舊房改造上遭受的可能不公平的待遇？
貧窮和自殺、殺子之間，或許確實難以直接劃上直接的邏輯必然。它可能只是輔佐性的因素。人如鴻毛，命若野草，但絕大部分人依然選擇掙扎著活下去。我們已經無從知道楊改蘭在做出決定的時候是怎樣的心境和思緒，只能從她身后的事實、言語中獲得旁觀性的線索，寄希望于一片片拼湊出接近事實的圖景。
另一個有可能的重要因素，是家庭。
事實上，在我們翻閱與“農村”“女性”“自殺”有關系的論文時，我們這些已經久已疏離農村的人，會發(fā)現(xiàn)一些令人訝異的事實。比如，在向世衛(wèi)組織提交自殺數(shù)據的國家里，中國的自殺率其實排名很高；而其中重要的一塊，就是中國農村女性的自殺。比如，在一份對7省34村的田野調查中可以看出，在1980-2009年間，女性自殺的數(shù)據比男性高出1.3倍；其中，年輕女性、年老女性的比率又相對較高。在學者的分析里，家庭，是這些女性自殺的首要因素——這又多涉及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婚姻關系、婆媳關系、財產分配、育兒養(yǎng)老等。
在郭睿的報道里，楊改蘭所處的，或許就是這樣一個矛盾逐漸積累的家庭。比如，她和她的妹妹，是全村僅有的完全沒上過學的年輕人；她有一個強勢的奶奶，爺爺是倒插門，丈夫是倒插門，作為傳承姓氏的孫女，她的丈夫可以出去打工，自己卻只能一個人在家種17畝地、拉扯4個孩子和老人；她的手機是老人機，手機里只有三個聯(lián)系人；她幾乎從不看電視，每天的生活就是種地、做家務、帶孩子……
廣西師大的一篇碩士論文，把農村女性的自殺動機分為幾種類型。其中，有的是賭氣，有的是辯誣證明自己被冤枉，有的是威脅式的讓別人害怕的自殺，有的則是魚死網破式的自殺。還有一種，叫做“悲觀自殺”，有一種“漫長而又相當平和的積累過程”。
學者景軍在分析中國農村女性自殺率下降時說，主要原因是這些女性的“遷移”——通過農村向城市的遷移，這些女性遠離了既往的從屬地位，遠離了既往的人際沖突，也遠離了自殺的工具農藥。在另外一些學者的論述里，這些遠離，也帶來了不同代際在家庭中經濟地位的變化。
而楊改蘭，卻從未遠離這些。她連買羊的錢，都需要找奶奶借。
農村
這些年來，我們總能在微信上看到關于農村的“爆款”文章。每年過年，“返鄉(xiāng)體”的文章都會火一陣，前有博士的調查手記，后有今年那篇添油加醋帶虛構的“組團約炮”；幾個月前，直播網站上的農村人，“殘酷物語”式地自虐，也引起熱議。
我們很多人已經遠離農村，在一次次的點擊、轉發(fā)、評論中展示著關懷、同情或是格調。但甘肅的慘案，其實有很多留給我們的真問題。
前面的論述中已經有這樣的問題。比如，相較于農村的留守兒童、老人，對農村人口心理的關懷是否足夠？在低保等事關農村人口直接生計的工作中，在精準扶貧的任務下，是否有基層干部存在一定程度的短期行為（比如定指標硬性取消低保、劃硬杠杠等）？除了給錢，教育是否能跟得上？
更深刻的話題在于，其實每一次揭開的蓋子，下面露出的或慘烈、或打破田園牧歌式夢想的情景，都在提醒著我們，中國的農村基層治理存在著渙散、軟弱的現(xiàn)實。
市場經濟的大潮，解放了生產力，也讓農村不斷被“現(xiàn)代性”所侵蝕。以前，基層是一個社會共同體，有公心，雖然收十塊錢的農業(yè)稅，但是修路、修渠這些事，就成了大家共同獲得生產資料、換取生活資源的途徑；現(xiàn)在的狀況，則是農村的“原子化”，很難形成“公心”。在一些地方，像低保這樣的事情，甚至成為衡量一個人有沒有“本事”、“關系”的標準，能吃上低保，說明“政府都買你面子”。
基層的組織，除去政治權力之外，其實本來應該擔當公益、懲惡揚善等功用，成為衡量爭議的標準。但是事權、財權、治權的分離和不對等，則抑制或阻礙了這些功能的發(fā)揮。
說到底，生活本身就是政治。
來源：俠客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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