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黃潔夫的眼里，聯(lián)手支付寶這樣的知名網企還有一個“成風化人”的考慮。“現(xiàn)在有這樣說法，認為器官移植有悖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但這樣的說法經不起推敲。”黃潔夫說，孔子談仁愛之心，孟子談人要有惻隱之心，中國傳統(tǒng)文化里也有“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的觀念，器官捐贈恰恰說明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始終閃耀人性的光輝。

“我們要在全社會營造公民志愿捐獻器官的愛心、文明、人道的社會氛圍，促進人們觀念的改變。”黃潔夫說。

移植：構建器官捐贈移植體系

器官移植是上世紀下半葉引進中國的醫(yī)學科學技術，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現(xiàn)已成為一種成熟的臨床技術。與其他醫(yī)學科學技術不同之處在于，器官移植手術需要有可供移植的器官才能進行。

2007年，國務院《人體器官移植條例》頒布實施，明確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應遵循自愿無償、知情同意、器官科學公平分配等原則。隨著各項改革不斷深入，到了2015年，中國就完成了10057例器官移植手術，是歷史最高一次。據預測，2016年這個數字將增長50%。但在黃潔夫看來，中國的器官移植還存在很多問題。

供體的嚴重缺乏，極大地制約著臨床救治工作。據估算，中國每年因終末期器官衰竭而苦苦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約有30萬人，而每年器官移植數量僅約1萬例。

為什么會存在這樣大的缺口？一大瓶頸是移植費用高昂，讓很多患者望而卻步。“雖然公民捐獻的器官是無償的，但是器官獲取、保存、運輸和移植手術都需要付出巨大成本。”黃潔夫說，發(fā)達國家器官獲取、保存、運輸的成本是由政府財政覆蓋的，因為器官移植屬于基本的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

2016年全國兩會，黃潔夫以政協(xié)委員身份提案建議將腎移植納入大病醫(yī)保，得到了人社部的肯定回復。但在他看來，真正把移植費用降下來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醫(yī)保進一步徹底改革”。

另一個困難是供需缺口。“我們現(xiàn)在缺醫(yī)生、缺醫(yī)院、缺協(xié)調員。”黃潔夫說，目前全國只有幾百名器官移植醫(yī)生，能夠開展的手術在1萬例左右；具有器官移植手術資質的醫(yī)院只有169家。“我們呼吁增加到300到500家。”黃潔夫說。

隨著公民自愿捐獻器官數量不斷增加，一個特殊的群體器官捐獻協(xié)調員也在不斷成長。他們很多都是志愿者，負責聯(lián)系捐獻者家屬、宣講捐獻政策和法規(guī)、協(xié)助完成捐獻……他們的工作一邊連著逝去，一邊連著重生。

“他們的工作就是和時間賽跑，為生命‘接力’不斷奔走。”黃潔夫說，他們是器官捐獻工作中最重要的一支隊伍。到2014年底，中國人體器官捐獻協(xié)調員注冊認證的共1151名。

“必須有更多的人加入到這個群體中來，才能適應當前捐獻與移植工作不斷向好的新形勢。”黃潔夫說。

還有體制建設的不完善。“我們的人力投入還遠遠不夠。”據黃潔夫介紹，美國管理器官移植的專職人員是1500多人，中國政府中相關部委的力量太分散。“我們要搭建一個遵循世界衛(wèi)生組織指導原則并符合中國國情的器官捐獻移植體系，包括：器官捐獻體系、器官獲取與分配體系、器官移植臨床服務體系、器官移植后科學登記體系和器官移植監(jiān)督體系。”黃潔夫說，這需要相關職能部門有足夠的執(zhí)行力。

走出去：為全球提供中國方案

2016年10月31日，美國學者羅伯特·勞倫斯·庫恩在《人民日報》發(fā)表題為《不要誤解中國的人權進步》的文章，他認為中國近來在人權領域取得了兩大歷史性的成就。第一個成就是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第二個成就是2015年1月起，中國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獻成為器官移植供體的唯一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