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錦繡未央》抄襲16部作品，入選北京知識產權10大案例

千龍網北京4月21日訊（記者劉美君）北京高級人民法院21日召開新聞發(fā)布會，發(fā)布2019年度北京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十大案例。記者從線上發(fā)布會獲悉，備受關注的“小說《錦繡未央》”抄襲溫瑞安等12位知名作家16部小說，侵害著作權入選十大案例。

《錦繡未央》著作權糾紛入選

記者注意到，“十大案例”中的“小說《錦繡未央》”侵權案是新技術條件下大規(guī)模抄襲的典型案例，被告周某的一部小說分散抄襲了溫瑞安等12位知名作家的16部小說，并于2013年出版發(fā)行。

就語句而言，或者均使用了獨特的比喻或形容，或者均采用了相同或類似的細節(jié)描寫來刻畫人物或事物，或者均采用大量常用語言的相似組合。

就情節(jié)而言，小說《錦繡未央》采用了上述16部權利作品中具有獨創(chuàng)性的背景設置、出場安排、矛盾沖突和具體的情節(jié)設計，共存在763處語句、21處情節(jié)相同或實質性近似，共計114千字。溫瑞安等12位知名作者分別提起訴訟，請求周某停止侵權、賠禮道歉，賠償經濟損失等。

一審法院認為，周某侵害了溫瑞安等12位作者對相應作品享有的署名權、復制權、發(fā)行權、信息網絡傳播權。據此，一審法院判令周某停止侵權、公開賠禮道歉并賠償經濟損失共計74萬余元。一審宣判后，雙方均服判，未提起上訴。

北京法院認為，本系列案件是典型的文學作品侵權案例，涉及一部作品抄襲溫瑞安等12位知名作者的16部在先作品，抄襲作品數量、規(guī)模之大實屬罕見。本案侵權行為反映了當前新技術條件運用下抄襲的便利性和隱蔽性，與以往的照搬照抄不同，此類侵權行為呈現出新的特點：抄襲內容既包括語句抄襲又包括情節(jié)抄襲，且二者相互摻雜，一部作品分散抄襲眾多其他作品。

上述特點為本案審理中查明糾紛事實提出了巨大挑戰(zhàn)。法院在完成大量作品比對工作的基礎上，結合文學作品表達及創(chuàng)作特點，從法律規(guī)定和基本法理出發(fā)，對文學作品語句與情節(jié)的關系、語句抄襲和情節(jié)抄襲的判定方法作了充分論證分析，對此類案件的審理具有借鑒意義。

法院認為，本系列案件判決的作出不僅對新技術條件下的惡意抄襲行為給予了嚴厲打擊，而且向社會明確傳遞了尊重鼓勵原創(chuàng)、抵制抄襲的聲音，有利于促進文化市場的健康良性發(fā)展。

MLGB商標被宣告無效

顯然，司法裁判需要建立在對公眾基本表達自由給予保障的基礎上，同時，司法也要發(fā)揮對文化領域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引導作用。

在“電視劇《龍門鏢局》宣傳推介”不正當競爭案中，二審法院結合藝術作品的特點、文化產品消費群體的鑒賞水平和選擇理性的客觀現狀等因素，認為包括宣傳推介在內的文藝評論對于觀眾而言普遍存在“見仁見智”的特點，文藝評論同時也體現了公眾的表達自由，最終明確文藝作品權利人對他人多樣化的評論應給予一定程度的容忍。

在“MLGB”商標行政案中，二審法院法院認為，在網絡環(huán)境中已經存在特定群體對“MLGB”指代為具有不良影響含義的情況下，結合原告公司在申請訴爭商標時，還申請了“caonima”等商標的情形，認定訴爭商標的注冊違反了2001年商標法第十條第一款第八項的規(guī)定，含義消極、格調不高，具有不良影響。該案裁判體現了適用法律和社會價值評價的精準性。

“飯友App抓取微博數據”不正當競爭案，法院不僅明確了經營者對網絡大數據的使用行為界限，而且對替代性產品的數據抓取和使用行為的正當性作了充分論證，體現了司法對網絡數據保護迫切需求的及時回應。

在“《武俠Q傳》游戲”侵權案中，二審法院在厘清改編權所控制的改編行為與合理借鑒行為的基礎上，認定三被告侵害了改編權，并考慮涉案游戲中70%以上的人物角色、武功描述以及大量故事場景都來自金庸先生的多部小說，最終參考游戲軟件改編權的許可使用費判決三被告賠償經濟損失1600萬元，充分反映了知名作品的市場價值，體現了加大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力度。

明確知識產權損害賠償標準

此次發(fā)布會還同時發(fā)布了《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侵害知識產權及不正當競爭案件確定損害賠償的指導意見及法定賠償的裁判標準》，明確了法定賠償的相關標準。

《指導意見》共八章110條（含附則），分為兩大部分，其中第二部分（第二章至第八章）按照文字作品、音樂作品、美術作品、攝影作品、視頻類作品及制品，以及侵害商標權、不正當競爭案件，分章規(guī)定了7類案件適用法定賠償時的基本裁判標準以及酌情增減賠償倍數的考量因素。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長謝甄珂表示，實踐中，法定賠償在知識產權案件中適用率居高不下，一方面說明該種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決知識產權損害賠償難以精準計算的問題，另一方面也體現出法定賠償數額確定的隨意性大，進而導致裁判標準不統一的問題。

《指導意見》根據北京地區(qū)實際情況為不同作品、不同侵權行為分門別類設置了法定賠償標準。各章所確定的相應類型案件的法定賠償基本標準，有的來自于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民三庭此前制定的意見或解答，有的則是基于對近十年北京和全國各主要地區(qū)大量司法判例大數據分析后確定。

他認為，《指導意見》的發(fā)布，將促進全市知識產權侵權案件和不正當競爭案件賠償標準的統一，切實保護權利人的合法權益，有效提高案件審判質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