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然沒有預料到，自己的教師生涯只有短短10天，便不得不因為身體吃不消，精神也越發(fā)緊張，倉促地按下了結束鍵。

“我一直以為是自己脆弱，沒有足夠的承受能力”，直到看到同事一見面就“垮了”的狀態(tài)，聽到老教師勸她快走，“以后只會越來越累”，她突然意識到，老師們正面臨著一種集體困境。

基汀老師在課堂上，這部電影的另一個中文譯名是《春風化雨》

如今，這個教育中最重要的群體，正長久地忍受著大量教學之外的瑣碎工作，被形式主義包圍，承擔著來自多方的精神壓力，甚至連能有1/3的時間用來教書都已經(jīng)是一種奢求。

從早忙到晚的老師

王若然花了將近一個小時的時間，才講完這10天的經(jīng)歷。

從師范類院校畢業(yè)后，王若然今年9月入職湖南省的一所初中。開學的前一天中午，領導臨時通知她當班主任。她和另外一位更加瘦弱的女老師又被叫到學校。一個下午的時間，兩個人從圖書館搬了1500本書到教室，“像迎接幼兒園小朋友”一樣，一本本分到座位上，把書用彩帶扎好，再給每個人吹一個氣球。

之后的每一天，王若然的日常為：早上7:30到校，7:40開始給每一個遲到學生的家長打電話詢問孩子為什么沒來。午飯時間，站在教室外等學生排好隊，整齊地去食堂的指定位置吃飯，“這也是要納入考核的”。

下午把學生們送上校車后，她來不及吃晚飯，先去開會，記錄會上領導說的每一句話，好確保第二天在班級原封不動地重復一遍。

晚上8點回到家后，她打開微信，要求家長接龍孩子是否到家，“誰沒回復還要馬上問一下”。晚飯后，她開始將“各種表格”從學校工作群轉發(fā)到家長群，催促家長填寫，收集信息匯總，媽媽一起幫忙，母女倆都要忙到11點。日復一日。幾天內，王若然本就只有80斤的體重又掉了5斤。

學校要求每個老師在整個學期完成對每個學生的家訪，“算了一下平均每周必須去兩個學生家，周末根本沒法休息”。一刻不停的繁忙讓王若然感到無法承受的痛苦，“看到微信就頭疼”，她開始把微信隱藏在手機桌面的最后一頁，靠微博私信與朋友聊天。領導的辦公室和王若然的班級只隔著一層樓，可她在工作時間，“忙到從來都沒有時間爬上這一層樓，辭職都只能晚上通過微信告訴領導，我真的當不了了”。

很多老師都有著和王若然類似的經(jīng)歷，他們的工作、生活被大量非教學任務填滿。教書育人，似乎已經(jīng)成了老師最無暇顧及的事。據(jù)本刊不完全統(tǒng)計，老師們的任務包括：

填表，各種各樣的表；

投票，深圳一所初中的年級主任李穎在三天內組織家長進行了三次投票，分別是支持教育工會的某一個節(jié)目、推選工會年度教師、消防宣傳，“跟學習一點關系都沒有，多如牛毛”，如果投票數(shù)量沒達標，班主任還要負責；

接龍，任何事情都要家長接龍，學生晚上到家要接龍，收到通知接龍，已投票也要接龍；

留痕，近年來，中小學開始流行對教師進行痕跡管理，要求一切都要留痕。班會課每講一頁PPT都要拍照，李穎稱自己的手機照片一翻全是截圖，電腦文件里堆滿了班會照片，一打開電腦，學生甚至都下意識地問：“老師，要不要拍照？”黑龍江的高中老師楊雨涵也舉了一個例子，學校剛剛開會通知，如果班級發(fā)現(xiàn)男女生交往現(xiàn)象，班主任與他們的談話必須一字一句地記錄下來，“這樣以后處理的時候有記錄，家長就會啞口無言”；除此之外，開會、刷課、手寫教案、幫學校種地等任務也沒完沒了。

不少老師表示，最慘的配置是班主任+語文老師，除了要完成上述任務，語文老師還常被默認為寫作能力強，要額外承擔許多寫材料的任務。楊雨涵細數(shù)了一下工作一年寫過的材料：數(shù)不清的微信推送、校長發(fā)言稿、疫情時期學校給所有老師的一封信、校慶成果展示冊……“只要涉及文字的都會找你，任何主任都可以隨時加你微信，給你派一個急活兒?！?/p>

當然，其他老師也并不好過，一些音樂、心理老師被安排處理行政工作。王若然提到自己有一個朋友是體育老師，被安排為“體育帶頭人”后，上示范課、開會，辦公地點從體育場轉移到了電腦前，“每天從早忙到晚”

不幸福的老師，教不出幸福的孩子

幾乎每一位老師都強調，如今給學生上課反而是最輕松快樂的事，可備課教書只能“擠時間”來做。

在正式入職前，楊雨涵曾在目前所在的高中實習了幾個月，她回憶起那時候每天的任務特別簡單，只需要聽課、批改作業(yè)。她常?；ㄒ徽斓臅r間看教材和參考資料，再去搜索與教學內容相關的論文，盡可能完善自己的課程。楊雨涵熱愛讀書，信奉理想主義，認為語文課“不應該太功利”，如果學生能因為一節(jié)課喜歡上一個詩人、某部作品，愛上文學，“這才是語文教學的意義”。

可真正成為老師之后，她發(fā)現(xiàn)自己“白天根本沒時間備課”，晚上也總要忙到12點，睡眠時間都不夠，只好直接在網(wǎng)上找PPT教案“照本宣科地講”，輸入的東西少了，課堂輸出也很無聊，她感到失落，也時常覺得對不起學生，“匱乏感”特別強烈。

帶班的第一天，講完學校安排的PPT后，王若然給學生們講起了古人名和字的聯(lián)系，“周瑜字公瑾，‘瑜和瑾’都是玉字旁，代表了父母對他品質高潔的期望”。讓王若然意外的是，原本“死氣沉沉”的班級突然活躍了起來，同學們積極發(fā)言，還主動與她分享自己喜歡的詩人，和學生們的距離，瞬間拉近了。

《死亡詩社》劇照

至今回想起那天的畫面，王若然的語氣仍難掩興奮，在那一刻，她曾堅定要做一個好老師的決心，可現(xiàn)實終究讓她難以忍受。

得知可以離職的那天，王若然沒有告訴學生，聽到他們動筆的唰唰聲，她偷偷抹了眼淚。等到學生們都放學離開，她反反復復地回到教室整理物品，“總覺得我是不是還有東西沒拿”，后來才意識到，是自己舍不得走。

李穎感慨，按照百分比來算的話，老師們能有1/3的時間在搞教學就已經(jīng)很奢侈了。很多老師有提升自己、教書育人的愿望，實際卻存在很大的落差，這更加重了老師們的心理壓力。

接受采訪的前一天，李穎剛剛安慰完一名情緒崩潰的老師。這位老師教道法，又是班主任，學校安排她出期中考試的試卷，同時又要排練運動會的方陣，“活兒特別多”，結果試卷出了一點小錯誤，領導批評了她，還讓她馬上寫檢查。

李穎數(shù)了一下。成為年級主任的這兩年，20名新老師，有10多個老師到她的辦公室哭過，而且不止哭過一回。老師們的精神狀態(tài)普遍很差，“沒什么滿足感”，基本上沒人可以在規(guī)定時間下班，哪怕一開始很有干勁，過一段時間再見到，臉上寫滿了疲憊，有些甚至直接辭職走了。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組織與人力資源研究所在近年做過一項調查，結果表明，被調查的老師中，超過80%反映壓力較大，近30%存在嚴重的工作倦怠，近40%心理狀況不佳。

日慈公益基金會是廣東省一個致力于青少年兒童心靈成長的慈善組織，機構最初本將老師視為開展心理課程、遞送服務的重要一環(huán)，卻在公益實踐中越發(fā)注意到老師們正承擔著巨大的心理壓力。從今年開始，日慈開發(fā)了線下減壓工作坊、線上課程等專門針對教師的心理支持項目，并訪談了河南、湖南等多地的幾十位老師。他們發(fā)現(xiàn)，老師們的職業(yè)倦怠普遍強烈，“也有一些老師因為各種各樣的壓力患上了諸如抑郁癥等心理疾病”。

項目負責人王強每天會跟很多老師打交道，他總結了老師們普遍的心理困境。一是除了學業(yè)考核的壓力，很多年輕老師在初入職場時期待自己的成長，卻常常因為完不成學校布置的任務，陷入自我否定。二是工作的繁忙讓他們難以平衡工作和家庭，李穎也曾提到，自己很難抽出時間陪還在上幼兒園的女兒，回到家里也因為工作一肚子火氣，有時對女兒會控制不住地發(fā)脾氣，事后心里又充滿虧欠。

此外，老師們正在承受社會層面上一種無形的壓力，“這幾年對老師的要求和期待其實是非常高的”，只要學校里出了一點事，老師和學校就要承受巨大的輿論壓力，他們只能在工作中謹慎再謹慎，生怕什么行為刺激到了學生、家長或是上級領導。

老師的疲憊與壓力，也會進一步傳導到學生身上。他們容易把課堂上的一件小事放大，也更容易因為學生的言行發(fā)脾氣，或表現(xiàn)得很嚴肅。一位老師曾和王強分享，自己有一次上課狀態(tài)很差，便有學生下課后過來詢問，反思之后，她選擇在第二天的課堂上向學生們道歉。

心理上的焦慮，也進一步影響到身體。楊雨涵去年體檢時第一次查出了乳腺結節(jié)，工作一年以來，她幾乎每一輪流感都會中招。她提到自己的一個學長，因為常年熬夜壓力大，免疫系統(tǒng)紊亂，血小板數(shù)值下降到1，差點有生命危險，住了兩個多月院才好轉。

為教師減負

更讓老師們感到頭疼的，是這些形式主義不僅僅在教學范圍內，任何部門都可以給他們分配任務，無權拒絕。

去年5月，一篇《只有畜牧局沒有給老師布置任務》的文章在老師們的朋友圈刷屏。文中統(tǒng)計了政府部門給老師派發(fā)的任務，包括但不限于反詐、衛(wèi)生、綜治民調、交通安全宣傳、文明城市創(chuàng)建、社區(qū)衛(wèi)生檢查等等。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和團隊曾在不同地區(qū)學校進行過調查，發(fā)現(xiàn)現(xiàn)階段中國基層教師的工作量處于嚴重超標狀態(tài)。行政部門每年給中小學的發(fā)文數(shù)在700份到1700份不等，很多文件都是層層轉發(fā)，而且不少都是與教育教學不相關的事務。

“在現(xiàn)有的學校管理制度之下，學校是屬于行政部門的下屬機構，這一隸屬關系使得許多學校對行政部門的要求難以回絕。因而，行政部門對學校的發(fā)文和指令逐年增多，幾乎每個部門都能把自己的工作派給學校和一線教師，導致他們不堪重負。”儲朝暉分析。

為了完成這些任務，老師們不得不成為“十項全能”，不僅要教育學生，還要教育家長。李穎提到，她所在的學校幾次接到警察的電話，“家長在路上騎車送小孩沒戴頭盔歸我們管，甚至家長被詐騙了，警方都要求班主任提供截圖，追問我們有沒有做好宣講。”這更加劇了老師和家長之間的緊張關系，常常老師不開心，家長更不開心，教學的權威也逐漸被各種“亂七八糟的事情”消解掉了。

李穎想不清楚為什么會變成這樣，她在教學崗位已經(jīng)18年，做過10年班主任。十幾年前，老師們的任務還大體沒有跳出教育的框架，跟家長也沒有如此頻繁的聯(lián)系。似乎一切是從新冠疫情之后，網(wǎng)絡教學普及開始變味的，一切都要在網(wǎng)絡上留痕，形式主義的任務“有增無減”。也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教育變成了服務行業(yè)”，任何人都可以投訴老師，給老師安排任務。

事實上，國家近年來一直重視教師減負。2019年年底，中辦、國辦下發(fā)了《關于減輕中小學教師負擔進一步營造教育教學良好環(huán)境的若干意見》，明確要減掉中小學教師不應該承擔的與教育教學無關的事項，包括減少督查檢查評比考核事項、社會事務進校園、報表填寫工作、抽調借用中小學教師事宜等內容。確保對中小學的督查檢查評比考核事項在現(xiàn)有基礎上減少50%以上，清理后保留事項實行清單管理。

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門發(fā)布的《關于進一步激發(fā)中小學辦學活力的若干意見》提出，要大力精簡、嚴格規(guī)范各類“進校園”專題教育活動，有效排除對學校正常教育教學秩序的干擾?？涩F(xiàn)實卻是老師們的負擔越來越重。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指出，教師的非教學負擔為何減不下來？這是因為給教師減負的，正是給教師布置行政性任務的行政部門，這讓減負陷入悖論，只停留在文件和形式上。“要切實給教師減負，不能依靠文件減負，而必須改革對教師的管理與評價體系，由行政部門主導教師考核、評價，轉為建立教師專業(yè)共同體，對教師進行專業(yè)評價?！?/p>

而在儲朝暉看來，造成這種局面，是因為教師的基本權利沒有得到保障。特別是教學的自主權、學校辦學的自主權沒有得到保障，沒有真正建立起現(xiàn)代學校?！白钪匾倪€是要回到教育的本質。教育的首要目標是為國家、為民族培養(yǎng)人格健全的下一代。任何具體事務、行政指令都不能凌駕于這一目標之上。”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王若然、楊雨涵、李穎為化名）

來源：天下實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