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學歷向下婚反超向上婚

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和性別地位的變化正在重塑婚育結構。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fā)展學院教授卿石松基于妻子出生于1950—1994年的12523對夫妻樣本，分析了夫妻教育匹配模式的變化及其對生育行為的影響。

研究發(fā)現，中國傳統(tǒng)教育中的“梯度婚”（妻子學歷低于丈夫）正在減少，而高學歷“同質婚”（夫妻雙方學歷一致）和女性“向下婚”（丈夫學歷低于妻子）增多。在最年輕的出生隊列（妻子出生于1990—1994年）中，“梯度婚”的比例已降至21.7%，而女性“向下婚”的比例則增加到了25.8%。2022年的另一項研究也顯示，在2014—2018年結婚夫婦中，女性“向下婚”占比已超過“向上婚”。

不同教育匹配模式的夫妻間生育差異顯著。在同質婚中，教育與生育呈負梯度關系，高學歷夫婦的子女數量和二孩生育概率最低。妻子受教育程度高出丈夫越多，二孩生育概率越小。隨著女性受教育程度的不斷攀升，高學歷同質婚和女性向下婚逐漸成為新的社會現象，這一轉變不僅重塑了夫妻教育匹配的結構，還對家庭的生育決策和整體生育水平產生了顯著影響。

從“85后”夫妻開始，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已超過配偶。文章利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CFPS），從隊列視角分析夫妻教育匹配模式的變化及其對生育行為的影響，從而深刻理解教育與生育之間的關系，并為制定和優(yōu)化生育支持措施提供啟示。

年輕人口中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不斷攀升，尤其是在新進入婚育年齡的人群中，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數量已經超過了男性。這種新格局對婚育行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教育同質婚在中國社會中依然占據主導地位，但在最年輕的夫婦群體中，同質婚的占比有所下降。年輕隊列的婚姻和生育行為模式可能已經發(fā)生了重大變化。自1965—1969年出生隊列以后，女性向下婚的比例持續(xù)攀升，甚至逐漸超過了傳統(tǒng)的梯度婚。

事實上，有研究表明，年輕隊列女性向下婚超過向上婚的現象在全球多個國家普遍存在。這項研究的數據來源于中國家庭追蹤調查，覆蓋25個省、市、自治區(qū)，占全國總人口的95%（港澳臺地區(qū)除外）。該調查以家庭為抽樣單位，詳細采集了夫妻雙方等全體家庭成員的教育、生育等信息。

研究發(fā)現，在不同學歷層次的同質婚中，教育與生育之間呈現明顯的負向梯度關系：隨著夫妻受教育水平的提升，生育子女數量逐漸減少。高學歷同質婚夫妻的生育水平最低，而受教育程度在小學及以下的夫妻生育水平最高。具體來看，高學歷同質婚夫妻的二孩生育概率最低，而小學及以下的低學歷夫妻的二孩生育概率最高。女性向下婚的二孩生育概率低于傳統(tǒng)的梯度婚。

在特定的社會背景下，相較于傳統(tǒng)的梯度婚姻或同質婚姻，女性向下婚模式的夫妻生育水平較低。這可能反映出在某一時期或早期出生隊列中，中國社會的傳統(tǒng)觀念和性別分工仍然根深蒂固。然而，隨著時代的進步和隊列的更迭，高學歷夫妻在生育方面的劣勢逐漸減弱，而女性向下婚的生育劣勢在年輕隊列中也出現了下降甚至消失的趨勢。

在整體樣本以及出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子樣本中，相較于傳統(tǒng)的女性向上婚，女性向下婚在生育方面呈現一定的劣勢。這種劣勢可能源于生育所帶來的較高機會成本和經濟壓力。值得注意的是，在女性向下婚夫妻中，女性在生育決策上似乎展現出了更大的議價空間。當她們感知到自身權益在傳統(tǒng)性別角色規(guī)范下仍未得到充分保障時，可能會選擇限制生育數量。

從“70后”子樣本開始，女性向下婚相較于梯度婚在生育方面的劣勢在統(tǒng)計上已不再顯著。這一轉變似乎暗示著，隨著社會的經濟進步和性別角色、家庭分工觀念的演變，女性向下婚模式的生育機制可能正在經歷深刻的變革。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往往伴隨著更為平等的性別觀念和家庭分工認知。受教育程度較高或相對于丈夫較高的女性在尋求家務外包或配偶協助方面通常有更強的議價能力。

在年輕隊列樣本中，高學歷夫妻和女性向下婚夫妻不再表現出顯著的生育劣勢，這反映出性別角色和家庭分工模式正在從傳統(tǒng)向平等過渡。在現代社會中，隨著家庭住房、生育和養(yǎng)育成本的急劇上升，女性在家庭經濟角色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對于許多家庭而言，妻子的經濟貢獻對于維持生活品質和實現生育愿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盡管性別平等有所進步，但傳統(tǒng)性別角色規(guī)范仍然存在。這可能是教育與生育之間負相關關系雖然有所緩和，但尚未發(fā)生根本性轉變的關鍵原因。中國正處于向性別平等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性別觀念變革呈現不平衡態(tài)勢，男性配偶觀念轉變滯后，制約了性別平等的進程。隨著女性在教育和收入上逐步取得優(yōu)勢，她們獲得了更多將家務外包的機會，包括通過市場購買服務和尋求代際間的互助支持。然而，在育兒觀念迅速變化和教育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母親在子女教育尤其是課外學習方面所承擔的責任卻在不斷增加。

數據顯示，在幼兒園接送以及孩子的作業(yè)輔導等方面，妻子所承擔的責任仍然遠遠超過丈夫。此外，平等的性別分工在社會層面和制度層面仍缺乏足夠的支持。例如職業(yè)女性享有較長的產假或育兒假，但男性配偶的陪產假（護理假）和育兒假卻相對較短且難以得到有效執(zhí)行。在女性工作—家庭平衡缺乏充分制度保障的情況下，家庭領域性別平等在生育決策中的重要性愈發(fā)凸顯。

要實現理想的生育水平，必須積極倡導平等的性別分工并為其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生育支持政策應幫助夫妻雙方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促進家庭發(fā)展能力的提升。這包括推廣新型的婚育文化、鼓勵夫妻雙方共同分擔育兒責任以及制定能夠減輕夫妻或家庭層面育兒負擔的政策。將性別和家庭視角納入政策制定過程中，深入了解和切實響應女性、男性以及不同社會階層家庭的實際需求，是構建積極生育政策支持體系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