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高學歷女性決定生育二孩
全面二孩政策出臺后,幾乎每個生了一孩的家庭都會被問及是否要再生一個孩子。隨著全面三孩政策的公布,二孩家庭又面臨新的問題——要不要生第三個孩子?在中國社會,過去30多年里,計劃生育政策對城市女性影響最大。這些女性通常有良好的教育背景、穩(wěn)定的工作和不錯的經(jīng)濟條件,但也是受“密集母職”影響最大的群體,一直在家庭和事業(yè)之間努力平衡。
2015年,“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兩年后,盡管全國生育率提升不如預期,仍有人開始生二胎。上海對外經(jīng)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蔣萊也陷入了“生還是不生”的糾結,并開始研究“單獨二孩”政策對女性就業(yè)的影響。2017年,她邀請了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沈洋一起進行深入訪談,揭示了生育背后的母職困境,反思兩性角色與父母職責差異,推動性別平等發(fā)展。這些研究最終形成了《新生育時代》一書。
所謂“新生育時代”,是指如今的生育背景和理由與以往有了明顯不同。沈洋和蔣萊的研究發(fā)現(xiàn),在計劃生育政策周期內,只有在很小范圍和有限條件下才等同于獨生子女政策。受政策影響最大的是城市中具有良好教育背景和體面工作的女性。而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二孩乃至多孩現(xiàn)象仍然普遍。因此,二孩話題真正高度相關的政策目標只涉及一小部分群體,這也解釋了為何放開二孩政策的效果遠低于預期。
書中的受訪者大多生活在上海,也有少數(shù)來自福建等地,年齡集中在“70后”和“80后”,以二孩媽媽為主。她們的生育受政策影響很大,二孩或三孩都是相關政策出臺后生的。這些女性多數(shù)是職業(yè)女性,55%的人是獨生女,只有10%的丈夫學歷高于妻子。她們能兼顧工作和家庭,離不開強大的代際支持和經(jīng)濟實力。這些女性的二孩生育理由也出現(xiàn)了新面貌:最常提到的理由是兩個孩子可以互相陪伴,沒有提到男孩偏好或養(yǎng)兒防老的傳統(tǒng)理由。
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和性別地位的演變,正在重塑婚育結構。教育性別差距的逆轉,已經(jīng)引發(fā)婚姻市場的深刻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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