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多地暴雪頻發(fā)，極端天氣是如何一步步成為常態(tài)的？

“氣候變化是會殺人的?！痹?1月12日，阿塞拜疆舉行的《聯(lián)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大會第29屆會議（COP29）上，西班牙首相佩德羅·桑切斯（Pedro Sanchez）直言——10月末，強降雨席卷西班牙東南部巴倫西亞自治區(qū)，一些城鎮(zhèn)8小時內降雨將近500毫米，超過此前20個月的降雨總量，而暴雨引發(fā)的嚴重洪災造成了超過220人死亡。

一天之后，格林納達總理迪肯·米切爾（Dickon Mitchell）提到，在這個南美大陸北端的加勒比島國， 5月末15 年之最的干旱剛剛過去，6月緊隨其后的便是5級颶風（最大持續(xù)風速超過每小時198公里）“貝麗爾”（Hurricane Beryl）?！按藭r此刻，當我站在這里（聯(lián)合國氣候大會）時，我的島嶼遭遇了山洪、山體滑坡和大雨傾盆的破壞，而這一切都發(fā)生在短短幾小時內?！睂τ趫D瓦盧、瓦努阿圖等太平洋小島國來說，海平面上升和熱帶氣旋的降臨意味著城鎮(zhèn)內澇、地下水源污染和國家命運懸于一線。

大會期間，這些從全球各地趕來的領導人紛紛空降街頭柴油味異常濃重的阿塞拜疆首都巴庫，站在市郊體育場里臨時搭建起的會場的主席臺上，講述著本國國民被熱浪、暴雨、風暴和干旱等極端天氣重創(chuàng)的悲劇。“同事們，我們正走在毀滅的道路上。但這些不是未來的問題。氣候變化已經到來?！睍h主席、阿塞拜疆生態(tài)與自然資源部長穆赫塔爾·巴巴耶夫（Mukhtar Babayev）告訴來自將近200個國家和地區(qū)的談判代表，包括外交官、科學家和民間組織人士等近7萬名參會者，“無論你們是否看到他們，人們都在陰影中受苦。”

來自奧地利、比利時、巴西、喀麥隆、印尼、意大利、菲律賓、太平洋島國、南非和西班牙的環(huán)保組織人士，在COP現(xiàn)場展示受到極端天氣影響而損壞或遺留的象征性物品和個人物品（國際環(huán)保組織綠色和平供圖）

聯(lián)合國跨政府氣候變化專責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的三位研究人士告訴本刊，構成“極端天氣”，首先是氣溫、降雨量、風力等數(shù)據(jù)在一定時間內超越平均值或者典型值，其次是產生了人員傷亡、財產損失或者社會層面的廣泛影響。在會議期間，作為聯(lián)合國氣候大會長期技術支持方的世界氣象組織發(fā)布了《2024年氣候報告》（State of the Climate 2024）的為COP29撰寫的前情提要。報告提到：2024年即將成為地球有記錄以來最熱的一年，從2023年7月到2024年7月，包括中國、美國、印度、阿爾及利亞在內的10國錄得了超過50攝氏度的極端高溫；2015年至2024年是過去175年最熱的10年；2024年1月至9月全球平均表面氣溫比工業(yè)化前平均值高至少1.41°C（結果為1.54°C，不確定性為±0.13°C），短期極值已經無限接近甚至越過了2015年《巴黎協(xié)定》“將全球氣溫升幅控制在工業(yè)化前水平以上最好是1.5攝氏度之內”的目標。

就在大會進行時，極端天氣事件也沒有停下侵襲人類社會的腳步。11月13日，在巴倫西亞洪災不到兩周，西班牙南部的度假勝地馬拉加地區(qū)發(fā)布了暴雨和洪澇預警。11月15日，COP29第四天，國際環(huán)保組織綠色和平東南亞辦公室總干事、菲律賓人亞伯·薩諾（Yeb Sano）說，在他的家鄉(xiāng)，剛剛登陸的臺風”天兔”（Usagi）是菲國三周內迎接第五個臺風，而馬尼拉方面還在為另一場正在加強的臺風“曼伊”（Man-yi）做準備。直到五六年前，菲律賓人還普遍認為，臺風活躍期是每年7月到10月。

這次聯(lián)合國氣候大會的重點是“融資大會”，即為人類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行動制定未來出資目標。由于自工業(yè)革命以來，如今的發(fā)達國家排放了更多的溫室氣體，并從高排放活動中獲利，因此《巴黎協(xié)定》重申，發(fā)達國家應帶頭向資源較少、較脆弱的國家提供資金援助應對氣候變化。11月24日清晨——也就是原定閉幕時間的約33小時后，發(fā)達國家承諾，到2035年每年提供至少3000億美元用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這樣的談判結果被小島嶼國家和最不發(fā)達國家視為“一份無力的侮辱性協(xié)議”，因為這一數(shù)額遠遠低于研究人士認為所需要的“以贈款和低息貸款為主的每年1.3萬億美元”。在英國氣象學家、澳大利亞南昆士蘭大學氣候科學教授克里斯托弗·休伊特（Christopher Hewitt）看來，3000億美元僅僅是個缺乏實際意義的“手勢”，因為“還有太多的工作需要支持”。這是休伊特參與的第二屆聯(lián)合國氣候大會，他曾參與過氣候大會“附屬科學技術咨詢機構”（Subsidiary Bod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ice）的工作。

克里斯托弗·休伊特（左一）在大會現(xiàn)場（世界氣象組織供圖）

將近35年前，休伊特教授開始從事氣候研究，而那時世界還未對人類活動導致溫室氣體濃度升高和全球變暖形成廣泛共識。當20世紀末的英國開始苦于風暴和熱浪，由于對氣候數(shù)據(jù)的收集較為匱乏，包括休伊特在內的歐美學者們開始通過極地考察收集古代氣候，推斷氣溫升高可能對自然環(huán)境和人類生活帶來的一切可能。學者們以回到從前的方式觀測極端天氣未來的影響，也在現(xiàn)實中見證著高溫臺風和旱澇急轉的愈演愈烈。

以下自述，是基于休伊特與本刊在COP29會場對談的整理：

被逐漸重視的氣候變化

我從小喜歡打網(wǎng)球并參與風帆沖浪和山地滑雪等戶外運動。這些活動無一例外受到天氣的左右，氣象學研究也慢慢成為我的興趣。1990年，我加入了英國氣象局剛剛成立不久的氣候研究中心，并開始跟數(shù)據(jù)和計算機模型打交道。其實，能找到這份工作，我還要感謝美國科學家給英國人提的醒，以及“人類活動導致了氣候變化”在上世紀80年代末成為科學共識。

在1950和1960年代，美國有科學家根據(jù)“二氧化碳水平上升會導致地表溫度上升”的“溫室效應”創(chuàng)建模型，得出結論：如果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在當時的基礎上增加一倍，全球氣溫變回上升2.3攝氏度。但當時仍有一些科學家認為氣候的自然波動才是導致二氧化碳濃度升高的主要原因，以及并不認為氣候變暖會帶來什么大的影響，比如有的科學家只是提出大氣變暖會導致農作物產量增加，認為不必過度擔心。即使是當時對氣候變暖有所顧慮的政策制定者也只是提出了簡單的疑問，中國會變熱多少？阿塞拜疆會變熱多少？那我們該怎么辦？

一直到1988年，這一問題才開始被重視。我記得一些英國政府的高級顧問給當時的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發(fā)了一份關于美國的簡報。當時，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科學家詹姆斯·漢森（James Hansen）在美國參議院的能源與自然資源委員會做了一次報告：通過衛(wèi)星觀測，他有99%的可能性確認，全球變暖趨勢不是自然變化，而是由大氣中二氧化碳和其他人造氣體的積聚造成的，并警告說，美國可能在接下來十年或者更長時間面臨高溫和干旱的困擾。

全球平均溫度變化曲線，2024年是有記錄以來最溫暖的一年（世界氣象組織供圖）

撒切爾自己是一名了解科研的化學家，也就立刻吩咐起來：“我明白這些，我們需要進行更多的研究，并將這些信息提供給決策者和政策制定者?！蓖瑯邮?988年，聯(lián)合國和世界氣象組織設立了跨政府氣候變化專責委員會，這一評估機構每年開會，每5到7年整理回顧氣候變化受人類活動影響并影響人類生活的相關文獻。

而在英國，關于異常天氣的假設和現(xiàn)實，促使英國氣象局成立了氣候研究中心。在80年代末，英國研究者們初次品嘗了“極端”的味道。在我的印象中，1987年10月，時速超過160公里每小時的席卷全國。當時隨著風暴的臨近，天氣預報給出的強風發(fā)展路徑與現(xiàn)實情況有偏差，而這場可能是200年一遇的風災造成了1500多 萬棵樹被吹倒，數(shù)千戶家庭停電超過24小時，另有近20人喪生。在1988年，美國的高溫熱浪和干旱導致了超過5000人——甚至有人說超過15000人死亡，1990年夏天英國觀測到了37度的高溫。要知道30年前，世界和英國還沒這么熱。英國一年有個別幾天到30度，已經算是很高的氣溫了。也是在那段時間，我注意到“極端”（extreme）一詞越來越多地出現(xiàn)在學術交流和文獻之中。

這些反常的災害事件彰顯出的超高極值，突破了1960年代和1970年代更多關注流體力學和降雨、降雪、氣溫等大氣要素分析的模型預測。在80年代末的英國，只有兩三家大學在研究氣象，而且更偏重提前一兩天到三五天的天氣預報，而非更長時間的氣候預測和極端天氣分析。當時模型預測的能力也有限，就像30年前的膠卷相機分辨率和現(xiàn)在智能手機鏡頭的差距一樣，也許在每隔1公里甚至幾公里才能收集到氣象信息。以英國為例，我們只能將數(shù)據(jù)匯總到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等幾個大的區(qū)域，無法精確到倫敦和愛丁堡。

1990年加入英國氣象局氣候研究中心后，我是早期參與氣候預報預測的一名研究員。由于技術科研能力有限，為了尋找全球變暖可能造成的破壞力，我們只能深入極地環(huán)境，回顧古代氣候和環(huán)境的變遷，試著去理解它們從而展望未來。在世紀之交，我們團隊的成員鉆到南極洲冰原的冰芯，尋找古老冰樹的年輪變遷來推斷生長情況；還有人鉆入湖底，觀察湖泊重的沉積物；有人從植物和其他物質上觀察花粉。我和一些實驗室的研究員匯總這些信息，發(fā)現(xiàn)當時氣溫的升高導致北半球季風勢力加強，北非和印度的主要降水區(qū)域出現(xiàn)了明顯增強和北移。

世界冰川損失量正在加快（世界氣象組織供圖）

這背后的原因，是隨著大氣變暖，海洋也在變暖。就像當你加熱一盆水時它會膨脹一樣，更熱的海洋本身會膨脹。而與此同時，大氣變暖又對冰凍圈很不利，高山冰川、極地地區(qū)的海冰、格林蘭島和南極的大冰蓋都會跟著融化，更多的水最終也會流入海洋，進而改變了海洋的熱量環(huán)流。海洋變暖和新增的淡水注入，導致了海平面上升這樣漸進的全球現(xiàn)象，海水蘊藏的能量和能夠產生的水汽也不斷增加。對于遠古氣候的研究，讓我們發(fā)現(xiàn)了這些因為氣候變化會引發(fā)巨大變動的事實。

將單一極端天氣事件與氣候變化實現(xiàn)科學意義上的掛鉤，這個新興的研究領域是從2004年開始的。進入21世紀后，學界收集數(shù)據(jù)的精度像相機的像素一樣變得更高。學者們在觀測時也加入了山脈、海岸線、城市、海洋、冰川、地表植被等信息，試圖反映出不同地區(qū)受全球變暖影響升溫幅度的差異。更重要的是，我們又了更多氣象的實際數(shù)據(jù)，研究極端天氣事件成因和氣候變化可能給不同地區(qū)帶來的影響時也更準確。

常態(tài)化的“極端”

就在COP29開始前不到一個月，巴庫因連降暴雨遭遇大面積洪水，有兩人傷亡。這次聯(lián)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我主持了關于氣候變化對里海等內陸盆地湖泊影響的高級別活動，在會議上，冰川的變化沖擊河流流域和河口三角洲地帶氣候帶，被包括東道國在內多個國家的代表提及。

從2014年到2023年，隨著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濃度升高加劇溫室效應，海平面以每年平均4.77毫米的速度上升，遠遠超過了1993年到2002年的2.13毫米。2023年世界冰川損失了創(chuàng)紀錄的1.2米冰水當量（大約相當于死海水量的五倍），是自1953年有記錄以來的最大損失量。如今的海平面比30年前上升了10厘米左右，海洋熱含量也在2023年達到有記錄以來的極值，變暖速率也在顯著增強。

海洋熱含量在2023年達到有記錄以來最高值，和海平面正在加速上升（世界氣象組織供圖）

10厘米和1.2米可能聽起來不多，但以巴庫為例，26%的用水來自冰川，而冰川的變化影響河流流域的水量和降雨量本身。有時像在巴庫這樣比較依靠冰川融水作為水源的地方，我們會看到像10月份那樣更強烈的降雨事件，導致地表洪水泛濫。（記者注：根據(jù)氣象學家從10月21日到22日9時的統(tǒng)計，巴庫地區(qū)降雨達到86毫米，是月平均值的三倍。城市內澇淹沒街道、隧道和住宅區(qū)，直到兩天之后才漸漸褪去。）一些地方又會出現(xiàn)干旱的情況，因為冰川的減少帶來永久性水源的減少。氣候變化下極端的旱澇急轉，可能讓原本的極端逐漸成為常態(tài)。

COP29第一周，我在“藍區(qū)”（進行正式談判的核心場所，對締約方、觀察員和媒體開放）走了走，無論是高級別論壇還是邊會，我都會聽到很多關于極端天氣的心碎故事。但像巴庫洪水這個單一事件是否受到了氣候變化的影響，產生了什么影響？學界對于極端天氣事件的歸因——尤其是洪水、臺風和強降雨事件，到現(xiàn)在還是異常謹慎的。

比如2012年席卷美國紐約的颶風“桑迪”，學者們并不十分確信，颶風的形成與氣候變暖有關。但他們確實發(fā)現(xiàn)，和1900年比，2012年的紐約附近海域海平面上升了約9厘米，加重了“桑迪”卷起海水和加強的雨勢造成的城市內澇，讓原本不會受到影響的4萬到10萬人暴露在災害的影響之下，額外造成了81億美元的經濟損失。在我的印象中，2003年，歐洲大陸經歷了至少是16世紀以來年以來最炎熱的夏天，據(jù)估計造成7萬人死亡。研究者們在一年之后才將其歸咎于人類活動導致的氣候變化。

《改變世界的6度》劇照

換句話說，在美國、中國還是世界范圍內，科學家們從理論上認為氣候變化并不會加強每一個極端天氣系統(tǒng)，但數(shù)據(jù)表明，絕大多數(shù)寒潮、熱浪、洪水、干旱帶來的影響都有全球變暖的影子。截止2024年11月18日，有機構統(tǒng)計，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們對約750起氣象災害進行了研究，其中約550起因氣候變化而變得破壞力更大，超過了七成。（記者注：以上數(shù)據(jù)來自權威氣候科學和氣候能源政策媒體英國媒體《碳簡報》（Carbon Brief）?！短己唸蟆方y(tǒng)計，同期在中國大陸境內，114起氣象災害事件中的88起因人類排放二氧化碳導致全球升溫而變得影響力更強）。

面對原本十年甚至幾十年一遇“極端”的常態(tài)化，人類并沒有束手就擒，現(xiàn)在也有很多積極的事情在發(fā)生。科學家們正在對天氣和氣候進行更細致的觀測，這有助于評估正在發(fā)生的一切。2009年，世界氣象組織推出“全球氣候服務框架”（Global Framework for Climate Services），我參與起草了核心內容，當時我們提到應該納入基于科學的氣候信息和預測，以便從根本上更好地管理氣候變化帶來的風險。

這之后，出于對氣候預警的重視，還有職業(yè)方面的考慮，我不再研究古代氣候和冰原。我先后在英國氣象局和世界氣象組織的國際合作部門任職，為中國和其他發(fā)展中國家提供短期氣象資訊和中長期的分析預報服務，幫助最脆弱社群應對極端天氣提供用于決策的氣候信息。我們的目標是致力于構建早期預警系統(tǒng)和提供事關決策和風險管理的氣候信息，通過前期準備來增強受影響社群應對氣候危機的韌性。

《北極最后的避難所》劇照

在亞非拉地區(qū)，我見證了不少應對極端天氣的積極成果。其中一個例子，就發(fā)生在中國。2015年末，當時還在英國氣象局的我和中國氣象部門的同行參觀了三峽大壩。那是一個被“厄爾尼諾現(xiàn)象”影響的暖冬。在武漢、上海和南京舉行了研討會上，我記得中國同行們擔心長期的氣候變化，但更擔心缺乏季節(jié)性的數(shù)據(jù)和預測會讓2016年的夏天出現(xiàn)像1998年那樣的洪災。

借助英國氣象局當年新開發(fā)的季節(jié)性預測系統(tǒng)，我們綜合了1993年至2015年的降水數(shù)據(jù)，結合觀測時的海洋、陸地和大氣信息，來預測三個月內超越平均降水量的可能。我們在當年3月21日和4月25日預測，在武漢以西的長江流域在6月末7月初有95%的可能性迎來超越均值的降雨，甚至可能出現(xiàn)一天超過260毫米的特大暴雨。

這些氣候預測信息被用來輔助三峽大壩做提前準備，輔助抗洪。運行大壩是個棘手的平衡，因為放太多水就不能發(fā)點，不放水如果下很多雨就會發(fā)生洪澇災好。有時大壩蓄水量的調節(jié)也需要一段時間，不是一兩個小時能一蹴而就的。7月初，武漢發(fā)布了降雨紅色預警，在連日集中強降雨后也出現(xiàn)了單日超過240毫米的極端降雨，周降雨量更是突破了有記錄以來的歷史極值，甚至超過了1998年。三峽大壩的運營公司事先參考了我們的季節(jié)性預測系統(tǒng)，告訴了我們預測影響了他們在上游蓄水和泄洪的決定，季節(jié)預報和早期預警給了他們運行大壩的信心。2016年夏天，盡管武漢局部被淹，長江流域也出現(xiàn)了超過150人死亡。但傷亡人數(shù)和洪澇災害的影響遠低于1998年。

2020年7月24日，三峽樞紐工程泄洪情景（人民視覺供圖）

我們每年的預測都在變得更準確和快速，盡管這是一個非常漸進的過程。讓人感到樂觀的是，雖然極端天氣的數(shù)量越來越多，但單一事件在一些發(fā)展中國家造成的傷亡人數(shù)已經比20年前大大減少。2020年10月，越南中部的暴雨造成嚴重洪災，受災人數(shù)超過 700萬，不過政府的洪水和山體滑坡預警系統(tǒng)幫助130萬人在洪水來臨之前進行了緊急轉移。2023年，熱帶氣旋“摩卡”（Mocha）在緬甸登陸造成了145人死亡。這一數(shù)字遠低于過去類似的災難。越發(fā)有效的預警和災害管理，挽救了數(shù)十萬人甚至幾百萬人的生命。

回過頭來看，這些減少的傷亡和損失是顯而易見的，在極端天氣預警和提供氣象服務上，我們已經在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但無論是早期預警還是季節(jié)性甚至更長期的預測信息，這些并不是聯(lián)合國氣候大會的重點。談判者的目光更多在建光伏電場、風電場和水電站，這樣既能通過發(fā)展新能源、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還意味著新的可再生能源投資機會。氣候信息服務應該受到更多重視。畢竟企業(yè)和政策執(zhí)行者依然需要日照、降水和風力等的氣候信息來做決定。在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和極端天氣的問題上，人類做得還遠遠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