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zhàn)后八十年，日本社會對戰(zhàn)爭責任的記憶結構與制度語言再次引發(fā)爭議。

首相石破茂表態(tài)有意發(fā)布新的“談話”，橋下徹則主張應正視“國內責任”而非僅以對外道歉為限。

這一表態(tài)打破了“安倍談話”所確立的封閉性終點，重啟了戰(zhàn)后歷史與現(xiàn)代日本政治責任之間的連接點。

事實上，中國長期以來秉持“兩分法”原則處理對日關系，即將戰(zhàn)爭發(fā)動者與普通日本人民區(qū)分開來。

這種區(qū)分曾在冷戰(zhàn)格局下提供一定的倫理緩沖與外交靈活性。

然而，隨著日本右翼勢力通過媒體、教育、安全政策等機制持續(xù)構建“制度化對華敵意”，這一傳統(tǒng)框架正在失效。今日之日本，敵意已不再是政策主張，而是一種制度語言和社會情緒的自我循環(huán)。

為此，亟須提出一種“新兩分法”來識別當前日本社會結構內部的角色差異。

一方面，是構建敵意的“結構性發(fā)動者”，包括自民黨右翼、保守媒體、右翼智庫與部分高校輿論中樞；

另一方面，是在社會結構中被動接受這些敘事、情緒反射性增強的“社會性接受者”。

前者以“中國威脅”“臺灣有事”“價值觀同盟”等話術，將技術性戰(zhàn)略議題包裝成情緒性話語，使“對華敵意”在社會層面常識化；

后者則多為對政治失望、對制度疏離的普通民眾，特別是平成世代。

平成世代的政治冷感，正是日本社會深層斷層的體現(xiàn)。

這一代人未曾經歷經濟高速增長，卻長期承受就業(yè)不穩(wěn)定、薪資停滯、房價高企與社會階層固化等結構性壓力。

政治未能提供希望，反而讓無力感與排斥感成為默認情緒。他們棄權、冷漠，或轉而支持如參政黨般主打排外與核武器言論的極端政黨。這種政治化并非源于政策理性，而是對現(xiàn)實失望的防御性反應。

中國網(wǎng)絡流行語“平成廢柴”，雖帶有戲謔意味，卻準確描繪出部分平成世代對政治系統(tǒng)的無感狀態(tài)。

他們既非右翼戰(zhàn)略敘事的創(chuàng)造者，也非和平共生理念的堅定抵抗者，而是被制度性失能與信息操控長期困住的社會中層。他們的排外行為，更多是對未來失控感的投射，而非意識形態(tài)選擇。

這條情緒化政治路徑正在撕裂日本國內的公共理性，也加劇了東亞局勢的不確定性。當右翼話語與匿名網(wǎng)絡輿論合流，公共空間極易陷入排他與極端言論的正當化陷阱。

與此同時，中間溫和派被邊緣化，“務實治國”的聲音在選舉與傳播結構中難以成勢。制度結構右移與社會裂解并行，構成一種“社會未右傾，制度已右傾”的危險態(tài)勢。

對中國而言，最關鍵的轉變是不能再寄希望于“誤解中國”的善意解釋，也不能將整個日本社會視作敵對整體。

真正的戰(zhàn)略路徑應圍繞“新兩分法”展開，一方面，在國際舞臺揭示日本結構性敵意的制造者與其修正主義企圖，推進亞洲話語系統(tǒng)中包容性、去標簽化的歷史敘述；

另一方面，主動對“社會性接受者”展開認知重建，通過青年交流、城市協(xié)作、非中心傳播平臺，構建多層次、去中心的替代性認知網(wǎng)絡。

此外，必須重新審視新自由主義在日本社會結構中的破壞性遺產。

地方空洞化、非正社員化、公共福利緊縮等改革遺產，為右翼情緒動員提供了情感土壤，也讓“中國威脅”被轉化為一種制度焦慮的外部投射工具。

當經濟增長不再能提供政治正當性，情緒動員便成為維系秩序的替代方案。

“新兩分法”因此不是一個道德判斷工具，而是一種穿透制度幻覺、識別敵意生成路徑的結構思維。

它

既不標簽整個日本社會，也不回避真實存在的制度性對抗邏輯。在泛民族主義、情緒政治、全球認同危機交織的背景下，這一框架為我們提供了清晰的判斷基準：誰是制造敵意的人？誰是制度情緒的受害者？誰應被揭露？誰可以被爭??？

真正值得追求的，并不是一個“親中”的日本，而是一個有能力擺脫自身安全幻覺、能參與東亞多邊制度共建、也愿意重新理解亞洲共同體語境的現(xiàn)代文明國家。

這需要的不僅是外交談判，更是一套跨結構、跨社會、跨情緒的治理設計。而“新兩分法”正是這場設計的出發(fā)點。

它是一種文明理性，也是一種戰(zhàn)略自信，它提醒我們：對日本的認知，不應止步于歷史，更應穿透情緒，進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