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庭元看見年輕的兩口子在地里干活，問怎么就你們倆干活呢，看樣子你們是分到戶干的吧，兩人沒說話，陳庭元也就心知肚明了?！兵P陽縣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陳懷仁說。

是立即扼殺還是等等再看，省市縣各級政府選擇了后者。１９８０年春節(jié)剛過，時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里來到小崗。在嚴宏昌家，萬里和他談了將近四個小時。

“一開始他就問‘我能隨便看嗎’，我說能。他先不表態(tài)，不說好也不說壞。我心里是不安定的，他要說一聲不對，那我馬上就要進監(jiān)獄。但是他看完第一句話是‘我早就想這么干了，就是沒有人敢，你干對了’。”嚴宏昌說。

１８枚紅手印催生了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１９８０年５月，鄧小平在一次講話中公開肯定了“大包干”。１９８２年，中央第一個關于農村工作的“一號文件”正式出臺，明確包產到戶、包干到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jīng)濟的生產責任制。

“大包干”第一年，小崗村糧食總產量１３．３萬斤，相當于１９５５年到１９７０年糧食產量的總和；人均收入４００元，是上年２２元的１８倍。２０多年吃救濟糧的歷史就此結束。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也沒有今天的‘大包干’。”年邁的嚴俊昌激動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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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多年后，小崗人再按紅手印，這次是為了挽留一位改革路上的帶頭人。

沈浩，２００４年作為安徽省第二批選派干部，從安徽省財政廳到鳳陽縣任小崗村黨支部第一書記。這位后來被小崗村村民三次挽留的人，卻在到來之初備受反對。

１９７８年以后，中國農村面貌日新月異。然而小崗“一夜跨過溫飽線”，卻“二十年未進富裕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