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歷史原因，這項工作走走停停，戴逸對清史的研究卻從來沒有停下。即使是在中國人民大學停校的幾年，運動風潮四起的時候，他還寫了《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爱斈隂]有人愿意研究清史，因為一說到清朝，就和民族的傷痛聯(lián)系在一起。五次對外戰(zhàn)爭，每次都割地賠款，損失慘重。提到清朝，似乎就是腐敗的代名詞?！贝饕菡f，“但是，我國本來就有易代修史的傳統(tǒng)，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

清史的資料在當年同樣充滿變數，連原始檔案都差點付之一炬。上百年的檔案由于宮內庫房的倒塌差點兒被直接送往造紙廠，“當年很少有人懂得這些文件的重要性，外國人也沒有興趣，因此在一次次浩劫中幸存了。在運往造紙廠的途中，被一位愛國志士以4000塊大洋的價格買了下來”。

這些資料整整放滿了五層樓的樓房。清朝近300年出版的典籍就四十幾萬種，目前研究出版了4萬余種，800余冊。戴逸和修訂清史的工作人員把清史分為“民族、宗教、科技、典籍”等幾個部分，完成了105冊送審文稿共計3000余萬字，預計今年出版問世。

戴逸從清朝的起源講起，“女真族的一支建州女真”，一直講到近代史的跌宕起伏，講到今天的新生活。他講到了乾隆時期我國3億人口，占世界GDP總量的三分之一。講到了近代史“每戰(zhàn)必敗又屢敗屢戰(zhàn)”的民族精神。

“這是受欺負的歷史，又是啟蒙的歷史、覺醒的歷史、奮斗的歷史。歷史是由人民書寫的。”戴逸說。講到這里，采訪也接近尾聲了，張自忠路的平房門外，陽光正好，這故事仿佛穿越了300年的時光，有些沉甸甸的。

戴逸是《光明日報》的老作者，從20世紀的《史學》版開始，新作就不斷問世。他說，他也是《光明日報》的忠實讀者。他的家里訂閱了兩份《光明日報》，“一份是用來看的，一份是用來收藏的。”這拳拳之心更讓我們感動，“從《光明日報》，我可以感受到新中國的脈動?！贝饕菡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