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體化的正當性面臨挑戰(zhàn)

歐洲國家陷入這樣一種矛盾：一體化進程力圖消滅國家之間的邊界，但福利體系的運行卻離不開民族國家的框架。人類社會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nèi)，經(jīng)濟活動的成敗被視為私人問題，不具備政治上的重要性。然而，民族主義的興起改變了政經(jīng)分離的狀態(tài)。民族成員“生來平等”，社會成員在家庭、性別、階級、財富、教育等方面的差異，不再被視作社會存在的“自然前提”。換句話說，民族主義在確立成員間平等地位的同時，也間接地確立了彼此承擔的道德義務。

按照這種理論，國家的一項功能是依靠政府權力以稅收方式對收入進行再分配。將一部分人的勞動所得由國家出面分配給另一部分人，這種持續(xù)性的財富轉移需要強大的社會團結和道德共識作為支撐。民族國家成員之間相互承認的道德義務，是國家能夠通過收入再分配手段執(zhí)行福利政策的前提條件。正因如此，歐洲各國福利體系所覆蓋的群體不可能是隨機的和無限擴大的。在這種情況下，移民問題就變得特別棘手。在法律層面而言，移民從首次進入一個歐盟國家到取得公民身份只需要十年甚至更短的時間，但是移民從政治上和文化上被接納為共同體成員則需要幾代人的努力。為了順應移民潮的到來，歐洲各國政府一度大力推動多元文化主義，但結果是多元文化主義在實踐中反而造成了文化隔離，第二代、第三代移民在精神上往往無家可歸。

總之，一方面，歐盟國家政府由于經(jīng)濟高度開放，獨立解決本國問題的能力降低；另一方面，本國勞動力就業(yè)和福利問題又在開放的壓力下日益凸顯。在這種情況下，民粹主義成為民眾憤怒的宣泄口，它在歐洲不可思議地盛行，反映了全球化時代深度參與全球經(jīng)濟的精英階層和日益被邊緣化的民眾之間的利益沖突。這些矛盾不僅見于歐盟內(nèi)部，也存在于被深度一體化浪潮所裹挾的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的未來已成為下個十年攸關人類命運的重大議題。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精英運作與民眾意愿不合拍

錢乘旦

對于歐洲近些年遇到的問題，一些政治學研究者在思考：歐洲是不是陷入了“伯里克利陷阱”？

伯里克利是古希臘雅典政治家，他領導下的雅典被說成是民主的典范。伯里克利時代一向被看作是古希臘城邦民主制的高峰。城邦民主制是一種公民直接民主制，每一個公民至少在理論上都有平等權利，不僅可以參與城邦各種事務的決策與辯論，還可以直接參加城邦管理，就是用抽簽方式擔任城邦公職。盡管在一些西方學者口中，這種制度被說成是人類最優(yōu)秀的政治制度，可是實際上在伯里克利時代，它卻造成了混亂和無效率，并在很大程度上導致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中失敗。“伯里克利陷阱”一說就表現(xiàn)出對雅典制度的反思，這種反思從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結束起就開始了。

亞里士多德這樣的思想家都認為雅典的制度不可取。亞里士多德認為，最恰當?shù)闹贫葢撌且环N混合制度，其中君主制、貴族制、民主制有機結合，各種制度的長處和短處交融互補，形成平衡。但是在西歐各國歷史上，混合的力量從來沒有達成平衡，理想的政治制度也從來沒有真正出現(xiàn)過。近代早期，西歐要擺脫封建分裂狀態(tài)，王權成為統(tǒng)一的力量，強勢君主主宰了政治舞臺，那是一個專制的時代。工業(yè)革命后，貴族或其他精英集團如官僚、金融家等集體掌權，其他政治力量被排斥在外，那是一個少數(shù)人統(tǒng)治的時代。20世紀尤其是二戰(zhàn)以后，西方出現(xiàn)了所謂“民主時代”，西歐各國以及美國先后完成民主化，成為現(xiàn)代國家。然而，現(xiàn)代西方“民主制”只是一種代議制，它與雅典的城邦民主制完全不同。代議制的特點是民眾通過投票來選舉政府，而政府一旦產(chǎn)生，民眾就從政治決策中消失。政治精英以人民的名義執(zhí)掌政權，上臺以后就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一直到下一次選舉為止。這顯然不是雅典式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