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以來，美國以“打擊販毒集團”為名，在南加勒比海頻繁發(fā)動軍事行動。截至10月13日，美軍已在委內瑞拉近海實施至少四次打擊，造成21人死亡。目前，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美國在該地區(qū)部署了包括八艘軍艦、一艘核潛艇在內的海上力量，以及約6500名海軍人員與陸戰(zhàn)隊員。美軍還出動了P-8反潛巡邏機與MQ-9“死神”無人機，并在波多黎各部署了十架F-35隱身戰(zhàn)斗機，以強化區(qū)域制空能力。

面對美方行動，委內瑞拉總統(tǒng)馬杜羅指責美國以“禁毒”為名實施軍事干涉，意圖推動政權更迭。他隨即宣布全國進入“最高戒備”狀態(tài)，加強沿海及哥倫比亞與委內瑞拉邊境的軍事部署，啟動名為“獨立200計劃”的全國性防御機制。委政府在國際場合多次提出抗議，呼吁聯(lián)合國等國際行為體介入調停，以維護地區(qū)和平。

美國在南加勒比海如此規(guī)模的軍事部署遠超打擊零星海上運毒活動所需，折射出美國對委內瑞拉乃至整個拉美地區(qū)政策的深刻轉變。特朗普第二任期對拉美戰(zhàn)略重新定位，顯示出其戰(zhàn)略重心正重新向西半球傾斜。

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便將以打擊販毒為核心的有組織犯罪列為施政重點。2020年，美軍在南方司令部指揮下，在加勒比與拉美地區(qū)展開大規(guī)模緝毒行動，并持續(xù)至2021年。在其第二任期中，特朗普延續(xù)并強化這一路線，將軍事手段作為威懾與干預拉美事務的主要工具之一。例如，他就職首日即將委內瑞拉的“阿拉瓜火車”與多個墨西哥販毒集團列為外國恐怖組織，隨后不斷擴大名單范圍，涵蓋厄瓜多爾、海地等多個國家的犯罪團伙。此舉模糊了打擊犯罪與反恐之間的界限，為對主權國家進行制裁、凍結資產乃至動用武力提供了依據(jù)。

美國隨后又因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未能履行其在國際禁毒協(xié)定下的義務，將這三國列入制裁名單。其中，對委內瑞拉的措辭最為嚴厲，稱馬杜羅為販毒組織的“首領”，并懸賞5000萬美元將其“繩之以法”。這種做法為美國進一步干預該國事務提供了所謂“合法性”借口。

然而，從實證角度來看，委內瑞拉既不是主要毒品生產國，也并非關鍵的跨境販運通道。根據(jù)聯(lián)合國《2025年世界毒品報告》，拉丁美洲可卡因的主要來源國實際上是哥倫比亞、玻利維亞與秘魯，而非委內瑞拉。超過80%的毒品經由東太平洋及與美國關系密切的中美洲國家流向北美和歐洲。美國緝毒局（DEA）2017年的報告亦顯示，僅不到10%的可卡因經由委內瑞拉流入美國。此外，美國國內藥物過量死亡的主要元兇是阿片類藥物芬太尼，這些芬太尼絕大部分源自墨西哥，并經由美墨邊境流入美國，與委內瑞拉無直接關聯(lián)。特朗普政府卻有意將可卡因與芬太尼的議題混為一談，借助“泛安全化”框架將毒品問題政治化與地緣化，從而為介入委內瑞拉事務提供政策借口。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拉美戰(zhàn)略明顯回歸強勢干預邏輯。特朗普連任后，“新門羅主義”以更為激進的姿態(tài)重新登場：從公開表達吞并加拿大與格陵蘭的意圖，到迫使巴拿馬退出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并要求重新掌控巴拿馬運河；從提議將“墨西哥灣”改名為“美國灣”，到將古巴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名單；再到派遣海軍艦艇駛近委內瑞拉海岸以恫嚇馬杜羅政府，這些舉措無不反映出美國試圖通過強化對拉美的控制來重塑其在西半球的霸主地位。

與此同時，美國在拉美地區(qū)重新塑造意識形態(tài)對立格局，以“拉右打左”的策略削弱地區(qū)團結與自主性。華盛頓對古巴、尼加拉瓜與委內瑞拉貼上“暴政三巨頭”的標簽，并加緊經濟與政治制裁。美國借支持極右翼盟友之名，對拉美左翼國家施壓乃至懲罰。特朗普甚至以其政治盟友、巴西前總統(tǒng)博索納羅遭所謂“政治迫害”為由，對巴西實施高額懲罰性關稅并吊銷多名官員簽證，導致美巴關系急劇惡化。哥倫比亞總統(tǒng)古斯塔沃·佩特羅也因在紐約“敦促美國士兵不服從命令并煽動暴力”被美國吊銷簽證。這種對待盟友與對手的“雙標”政策，暴露出美國對拉政策的不確定性與工具化傾向。

相對而言，美國對拉美右翼政權則采取“軟性拉攏”策略。特朗普作為全球極右翼思潮的代表人物，其民粹主義理念在拉美引發(fā)強烈共鳴。拉美第二次左翼浪潮退潮后，他與巴西博索納羅、阿根廷米萊、厄瓜多爾諾沃亞以及薩爾瓦多布克爾等右翼領導人保持密切呼應。這些人物被稱作“本國的特朗普”，反映出“特朗普主義”在拉美的廣泛影響。美拉極右翼領導人通過“保守派政治行動大會”和“馬德里論壇”等國際平臺強化意識形態(tài)同盟，形成對左翼力量的系統(tǒng)性排斥。

這種基于意識形態(tài)的“雙標”做法在經貿領域尤為明顯。對于墨西哥和巴西等國，美國動輒以國家安全為由揮舞關稅大棒；而對于阿根廷等右翼盟友，則更多采用威脅、施壓等相對緩和的手段，展現(xiàn)出明顯的親疏有別。

值得注意的是，古巴裔國務卿魯比奧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內成為對拉政策的核心人物。魯比奧長期主張以強硬手段推翻馬杜羅政權，并重新構建冷戰(zhàn)式的意識形態(tài)對立格局。他主導的對拉政策將委內瑞拉描述為“共產主義殘余”，主張在經濟制裁基礎上進一步升級至軍事威懾。特朗普之所以將魯比奧納入內閣，不僅因為其古巴裔背景，更因為這一人事安排象征著美國重新強化拉美議題的政治信號。在他的影響下，美國對拉美的強硬政策在內部獲得了廣泛支持，其首次外訪即選擇拉美五國，凸顯了本屆政府對拉美事務的空前重視。“新門羅主義”的回歸既是地緣戰(zhàn)略的調整，也是意識形態(tài)與國家身份的再造。

美國對拉美政策的戰(zhàn)略轉向正在把該地區(qū)重新推向不確定與混亂之中。美國將注意力收回本土并強化西半球優(yōu)先級，同時以高壓手段應對拉美國家的安全與移民問題。這種策略收縮不僅把地緣博弈帶回拉美，而且加劇了已經深陷結構性轉型困境國家的脆弱性，進而在經濟、政治與區(qū)域一體化三個層面產生連鎖負效應。

經濟發(fā)展危機愈發(fā)突出。美國當前以“振興本國經濟、調整對外貿易”為核心，采取更強硬的貿易與關稅措施，直接沖擊了對外依賴度較高的拉美出口市場與產業(yè)鏈。與此同時，以“打擊毒販與管控移民”為由暫?；蛘{整援助，使那些財政本就緊張、社會項目依賴外部資金的國家進一步陷入資金短缺與社會服務斷裂的風險，經濟增長被壓縮的同時，社會不穩(wěn)定性也隨之上升。由此產生的投資信心下降與資本外流，會放大地區(qū)長期發(fā)展的結構性制約。

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對立正在走向極化。美國把軍事與執(zhí)法行動推向靠近主權國家的海域與陸域，常被當?shù)卣嘟庾x為主權干預或安全威脅，進而引發(fā)國內外強烈反彈。拉美國家及其國內反對派之間關于如何應對外部干預的分歧會被放大，反美與親美勢力的政治斗爭變得更為尖銳。美國對特定政治力量的支持或對抗，又有可能成為內部政治博弈的新變量，使國家治理陷入更高的不確定性與分裂之中。

更深遠的影響體現(xiàn)在對拉美區(qū)域一體化進程的沉重打擊。美國偏向雙邊的安全與防務合作（或單邊介入）削弱了區(qū)域多邊機制的權威與凝聚力，使諸如區(qū)域安全協(xié)商、跨境基礎設施與能源互聯(lián)等多邊項目面臨信任危機與資金短缺。在軍事風險與外交不確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國家更傾向于謹慎甚至回避跨國大規(guī)模合作，區(qū)域市場聯(lián)動與制度化整合因此放緩或退縮，拉美向外部大國主導的合作路徑轉變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加。

美國的戰(zhàn)略轉向將拉美國家置于一個被動的地緣困境之中，迫使其在屈從的安全與受損的發(fā)展之間做出痛苦權衡，長此以往，該區(qū)域的合作前景與自主發(fā)展道路恐將被嚴重邊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