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何以淪為 “全球唯一吃不起米飯的”發(fā)達國家？！

一件吊詭的事正在日本發(fā)生。在國際市場米價大幅度下降之時，日本國內市場米價卻在逆勢上漲，屢屢刷新歷史最高紀錄，毫不夸張地說，日本正在成為“全球唯一吃不起米飯的發(fā)達國家”。

一頭是米價暴漲影響民生，另一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發(fā)布妄言，在臺灣事務上尋釁滋事。這暴露了日本國內經濟政治體制的嚴重缺陷，不禁讓人聯(lián)想到當年納粹德國軍國主義路線必然走向“要大炮不要黃油”。高市早苗及其極右翼陣營的政見主張?zhí)热羧客度雽嵤瑒荼剡M一步惡化日本的民生，加重攫取壟斷“租金”的分利集團對日本民眾的壓榨，將日本拖入“導彈與米飯”之爭。

米價暴漲，日本居民失去“米飯自由”

作為發(fā)達國家之一、國內生產總值曾經高居世界第二，日本竟然變成“全球唯一吃不起米飯發(fā)達國家”？這事出有因。

去年以來，日本國內市場米價持續(xù)高漲，形成了米價領漲食品價格、食品價格領漲通貨膨脹壓力、實際薪資增幅明顯落后于物價的局面，引發(fā)的社會壓力讓眾多輿論喻之為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席卷日本的“米騷動”；今天，在高市早苗暴論引發(fā)的外交風波之中，日本米價又攀上了歷史新高峰：

根據(jù)日本農林水產省數(shù)據(jù)，當?shù)貢r間11月18日，日本2025年10月產全品種糙米平均交易價格達到每60公斤37058日元（約1682元人民幣），比9月份上漲163日元，新米交易價格再次刷新歷史紀錄。

這兩年日本通貨膨脹壓力主要來自食品價格上漲，其中大米類漲幅一馬當先超過40%，其它食品價格漲幅緊追其后。根據(jù)日本帝國數(shù)據(jù)庫公司調查結果，10月份漲價食品種類已經超過3000種，創(chuàng)半年來新高；預計全年漲價食品種類將達2萬種左右，超過去年。

就通貨膨脹總體形勢而言，宏觀經濟管理公認的過高通貨膨脹率標準為2%，而日本2022—2024年消費者價格同比漲幅依次為2.5%、3.2%和2.7%，今年1—8月每月同比漲幅波動區(qū)間為2.7%—4.0%，一直高于2%標準線。[1]到10月份，日本首都東京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shù)同比漲幅為2.8%。

日本物價如脫韁之馬，實際薪資增幅則猶如蝸牛爬行。厚生勞動省數(shù)據(jù)顯示，日本8月經通脹調整的實際薪資同比下降1.4%，已連續(xù)第八個月下滑，且創(chuàng)下三個月來最大降幅。盡管名義薪資增長1.5%，但遠低于當月2.7%的消費者物價指數(shù)，實際收入持續(xù)縮水。

在這樣的局面下，不少日本人已經被迫壓縮了大米消費數(shù)量，就連享受財政補貼支持的中小學食堂，不少地方也被迫修改了午餐菜譜，減少米飯而代之以面包。畢竟小麥比大米便宜，今年9月份國際市場大米均價為374.0美元/噸（泰國5%碎粒大米），小麥均價只有207.0美元/噸（美國軟紅冬小麥）；[2]日本國內米價超過面價幅度又大大高于國際市場米麥價格差幅，中小學食堂以面代米，實屬“理性決策”。

國際米價回落，日本米價持續(xù)逆勢暴漲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日本米價新高紀錄是在國際市場米價已經大幅度回落的大環(huán)境下創(chuàng)造的：

這一輪國際市場米價暴漲始于2023年。以5%碎粒泰國大米為國際市場大米基準，以美元計價，大米國際市場年均價格2022年為436.8美元/噸，2023年猛漲27%至553.7美元/噸，2024年進一步上漲至588.4美元/噸，從而突破了本世紀初初級產品超級牛市期間創(chuàng)造的國際市場大米年均價格紀錄563.0美元/噸（2012年）。但從季度和月度均價來看，在2024年第一季度平均價格達到632.3美元/噸的高峰之后，國際市場米價已經開始逐季下降：

2024年第二、三、四季度均價依次為617.3美元/噸、586.3美元/噸和517.7美元/噸，2025年第一、二、三季度均價依次為446.7美元/噸、421.7美元/噸和380.3美元/噸，今年9月份均價為374.0美元/噸。[3]

從更長時間跨度上審視，我們可以看到，目前國際市場米價已經降到了多年低谷。本世紀初連續(xù)10余年的初級產品超級牛市有可能是地理大發(fā)現(xiàn)以來之最，這一輪超級牛市基本結束于2012年，這一年國際市場大米均價563.0美元/噸。2014年下半年國際市場油價雪崩，標志著這一輪超級牛市徹底崩潰，導致2015年國際市場大米均價跌落至386.0美元/噸，為10余年來最低水平，而今年第三季度均價已經低于這一水平了。

在全球化的世界上，國際市場米價如此大跌而作為發(fā)達國家的日本米價如此逆勢上漲，表明日本國內經濟政治體制運行存在相當嚴重的問題。畢竟日本多年以來一直是世界名列前茅的糧食進口大國，還曾經多年位居世界最大食品進口國，年度進口糧食數(shù)量超2000萬噸已經連續(xù)近50年，最高年份達3000萬噸，其官方統(tǒng)計令和三年（2021年）進口糧食2368萬噸，其中大米進口88萬噸；按常理，如此大規(guī)模糧食進口應該導致國內糧價與國際糧價同向變動，不應該反向變動。

中日米價差距遠超人均GDP差距

相比之下，同樣是強調糧食安全、把中國人的飯碗端牢在自己手里，糧食自給率還大大高于日本，中國國內市場米價走勢與國際市場米價同步性就要強得多。以國家統(tǒng)計局《中國經濟景氣月報》國內農產品集貿市場大米價格數(shù)據(jù)為基準，2022年7月至2024年9月，國內農產品集貿市場秈米（中等）單價均為5.3元/公斤，2024年10月起下降至2.9元/公斤并保持至今。[4]日本米價逆勢暴漲，導致中日米價落差持續(xù)拉大，遠超兩國人均GDP差距。

如上文所述，日本市場每60公斤新米價格9月份為36895日元，10月份為37058日元，折算為614.9日元/公斤和617.6日元/公斤；按9月份月均匯率100日元兌人民幣4.8110元折算，[5]分別合29.6元人民幣/公斤和29.7元人民幣/公斤。上述國內農產品集貿市場米價2.9元人民幣/公斤為零售價格，合2900元/噸，按批零價差50%批發(fā)價折算，在此期間國內批發(fā)價為1933元/噸，或1.933元/公斤，折合272美元/噸；低于同期國際市場均價（批發(fā)價）。如果將日本市場60公斤新米價格視為零售價，那么就相當于中國國內農產品集貿市場大米零售價的10倍出頭；如果將其視為批發(fā)價，那么就相當于中國國內農產品集貿市場大米批發(fā)價的15倍還多。

以美元現(xiàn)價折算，1994年日本人均GDP高達中國的85倍；到2024年，中國人均GDP為13314美元，日本人均GDP為32443美元，日本為中國的2.4倍。按正常標準衡量，日本米價超過中國的幅度，成倍大于其人均GDP高于中國的幅度?，F(xiàn)在中國快餐店普遍實行米飯無限續(xù)添，而日本不少人甚至將吃白米飯視為“奢侈消費”，以至于到中國的日本旅游者見到米飯無限續(xù)添時驚訝不已，就是源于這樣巨大的米價落差。以“米飯自由”衡量，日本實在是明顯不如中國。

而且，根據(jù)國內糧食生產情況，中國的“米飯自由”基礎相當穩(wěn)固。2024年日本人口1.2389億，糧食產量約1100萬噸，其中大米產量683萬噸，人均大米產量55公斤，人均糧食產量89公斤。

相比之下，2024年中國人口14.0828億，[6]糧食產量70650萬噸，其中谷物65229萬噸，谷物中稻谷20753萬噸，[7]人均稻谷產量147公斤，為日本人均大米產量的2.8倍；人均谷物產量463公斤，人均糧食產量502公斤，分別為日本人均糧食產量的5.2倍和5.6倍。今年，全國早稻總產量2851.3萬噸（570.3億斤），比2024年增加33.9萬噸（6.8億斤），增長1.2%，[8]全年糧食產量預計豐收在望。

高市早苗極右翼政策傾向將增強日本米價上漲動力

國際市場米價跌落到10年之前低谷水平而日本市場米價屢創(chuàng)歷史新高，表明日本經濟政治體制存在嚴重問題，其癥結就在于農業(yè)利益集團綁架日本政策，其目的在于攫取壟斷“租金”而非提高效率，從國內管制到進口高關稅，人為制造了生產不足和流通不暢，從而維持不合理的農產品、食品高價，形成了“高成本—高米價—高補貼”閉環(huán)，日本普通民眾則為之“埋單”。

而且，高市早苗的政策路線必然從兩個方向增強米價上漲動力：

其一，1936年“二二六事變”藏相高橋是清被刺殺后，繼任的廣田弘毅內閣藏相馬場锳一積極迎合軍部，發(fā)布新預算一舉將軍費提升至前年3倍左右；[9]與此相似，總結高市早苗一貫的政見主張，核心政見就是以擴充軍備為重心進一步大幅度放松財政貨幣政策，近日甚至傳出了企圖對“無核三原則”（不制造、不擁有、不運進核武器）下手的消息，這樣的政策路線一旦付諸實施，將導致日元匯率進一步疲軟，以日元計價的國際市場米價、其它原料能源價格隨之將上漲，進而抬高從外部輸入的日本國內市場總體通貨膨脹壓力。近幾天日本金融市場連續(xù)股匯債“三殺”，就體現(xiàn)了市場參與者對其政策路線及其后果的預期。

其二是導致上述稻米市場扭曲機制進一步強化。無欲則剛，希望維持戰(zhàn)后和平體制的政客不是格外需要上述利益集團支持以坐穩(wěn)位子，反而有較強動機對這一寄生性體制開刀，以求改善民生，獲得政績；企圖突破戰(zhàn)后長期以來和平條款約束的極右翼政客則更需要借重寄生性利益集團支持，因而有更強烈內在動機維持、甚至加強這樣寄生性體制。前首相石破茂執(zhí)政時主張推動增產，并向市場投放政府儲備米，使米價一度回落；高市早苗上臺伊始就改變了投放儲備米和推動增產的策略，反而讓減產主張大行其道，成為推動日本米價連續(xù)上漲的重要動力，就顯示了這種軍國主義化路線推動日本米價上漲的機制。

“要導彈不要米飯”終致覆亡

民以食為天，“全球第一個吃不起米飯的發(fā)達國家”稱號雖是戲謔，卻暴露出了日本經濟、政治運行的潛在致命缺陷；在此基礎上，高市早苗還要進一步變本加厲奉行“要導彈不要米飯”路線，行得通嗎？

1920年代，日本人口從5596萬（1920年）增長至突破6000萬，而1920年大米產量948.1萬噸，加上小麥、大麥、黑麥產量285.9萬噸，合計1234萬噸；再加上馬鈴薯、甘薯產量572.5萬噸，合計1806.5萬噸；[10]折算該年日本人均大米產量169公斤，人均“米+麥”產量221公斤，人均糧食產量323公斤。到1930年代和1940年代，日本糧食產量又有了較大增長。即便如此，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期仍然無可避免地陷入饑寒交迫之中。

2024年日本人口1.2389億，糧食產量約1100萬噸，其中大米產量683萬噸，人均大米產量55公斤，人均糧食產量89公斤；即糧食總產量與百年前的1920年接近，但不如侵華戰(zhàn)爭爆發(fā)后的1930年代—1940年代，人均大米產量和人均糧食產量只相當于1920年的1/4—1/3左右。亦即日本糧食安全基本面遠遠不如百年之前和二戰(zhàn)時期。

當年，納粹德國“要大炮不要黃油”，終致覆亡；冷戰(zhàn)時期，蘇聯(lián)軍備武裝到牙齒而商店到處排長隊，以解體告終；今天，中國GDP已經是日本4.7倍（2024年），從汽車高鐵等日本傳統(tǒng)優(yōu)勢產業(yè)到新興前沿IT信息技術產業(yè)形成了全面碾壓日本的勢頭，宏觀戰(zhàn)略決策和微觀執(zhí)行效率也以1997—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和本世紀初對東盟自由貿易協(xié)議為標志而開始全面超越日本，高市早苗要帶領“全球第一個吃不起米飯的發(fā)達國家”，在糧食安全基本面縱比不如百年前、橫比不如其眼中對手的情況下，奉行“要導彈不要米飯”路線，去挑戰(zhàn)這樣一個享有“米飯自由”的國家，下場將會如何？

拭目以待。

[1]國家統(tǒng)計局：《中國經濟景氣月報》，表6.4“日本經濟”，相關歷年。

[2]世界銀行數(shù)據(jù)，轉引自國家統(tǒng)計局《中國經濟景氣月報》表“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歷年。

[3]世界銀行數(shù)據(jù)，轉引自國家統(tǒng)計局《中國經濟景氣月報》表“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歷年。

[4]國家統(tǒng)計局：《中國經濟景氣月報》，表“農產品集貿市場價格及指數(shù)”，相關歷年。

[5]人民幣月均匯價數(shù)據(jù)引自國家統(tǒng)計局：《中國經濟景氣月報（2025.10）》，表2.14.17“人民幣匯率與國家外匯儲備”，第114頁，中國統(tǒng)計出版社，2025年。

[6]國家統(tǒng)計局：《中國統(tǒng)計摘要-2025》，表2-1“人口數(shù)”，第18頁，中國統(tǒng)計出版社，2025年。

[7]國家統(tǒng)計局：《中國統(tǒng)計摘要-2025》，表11-6“主要農產品產量（一）”，第110頁，中國統(tǒng)計出版社，2025年。

[9]浜野潔等：《日本經濟史：1600—2000》，第194頁，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10]【英】米切爾編《帕爾格雷夫世界歷史統(tǒng)計·亞洲、非洲和大洋洲卷：1750—1993年》（第三版），日本人口數(shù)據(jù)引自表A5“亞洲：人口估計數(shù)”，第63頁；日本糧食產量數(shù)據(jù)引自表C2“亞洲：主要糧食作物產量”，第201頁，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年。

日本何以淪為 “全球唯一吃不起米飯的”發(fā)達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