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仁平：中國該如何讓公知高興，這真挺難的

新年之際，正是回顧過去展望未來之時，互聯(lián)網(wǎng)上也出現(xiàn)一些“新年獻詞”之類的帖子。它們有個人寫的，也有“百名公知”的“新年寄語”總匯。它們表達了一些不滿，或者用隱晦的春秋筆法，或者直接使用激烈的語言。它們的傳播總體上不是很廣，產(chǎn)生的影響有限。

無論公知們的“新年寄語”是否傳播了開來，他們有不滿是可想而知的，他們大體想說什么也不難猜到。中國社會上有部分公知持不同意見，懷有一些情緒，是社會多元化的標準表現(xiàn)之一。

時下公知享有的輿論空間與前兩年相比有所縮小，他們很不高興，自然有牢騷要發(fā)。然而前些年他們的主張可以盡情廣播，對輿論產(chǎn)生巨大影響，但他們同樣沒有滿意過。回想他們當時的“憤慨”，似乎一點不比今天少。

大部分公知都在中國社會里擁有正常職業(yè)，有些屬教學科研領域的精英人士。如何贏得公知群體對國家路線的認同和支持，這是中國的一個長期難題。

如果能夠?qū)⑦@個問題化解，再好不過了。不過即使化解不了，恐怕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有一種可能是，一個國家永遠會有一些公知不高興，讓他們高興起來在政治上就是不可為的。

不過有一點很重要，國家路線的對錯，與公知們給予什么評價關系很小。在有些時候，甚至與“民意”支持程度的高低也不是絕對對應關系。一個時代必須有所作為，取得國力增長和民生進步實實在在的成就，它的實績比輿論場當時的氛圍更重要，更能經(jīng)得起歷史的推敲。

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中國社會在思想上非常動蕩。但那個時期恰是中國的改革開放路線不斷調(diào)整并形成最終輪廓的關鍵時期。那些年中國社會里彌漫了各種抱怨，然而回頭看，國家路線在那個時期的堅持是何等重要!

一些人主張，知識分子的使命就應是批判。如果這個邏輯是有道理的，那么政府對待批評的態(tài)度中就必須有不懼批判、頂著批判工作的一面。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任何理論和任何國家的經(jīng)驗都不能成為標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道理我們永遠不能忘。

由于有了互聯(lián)網(wǎng)，表達意見變得極其容易，而且總體看，批評的成本和代價下降，似乎是個趨勢。西方社會形成了批評很多、批評也很不值錢的社會治理結(jié)構(gòu)。中國則是另外一種情況，批評受到了管理，但是批評所產(chǎn)生的社會影響也非常高。

中國究竟該如何管理各種意見，把意見表達放開到什么程度，至今還沒有形成穩(wěn)定的范式。中國可以說一直在探索這個問題在我國體制下的建設性密碼，而且探索得相當努力。但是需要有更多的人明白，這樣的探索過程注定充滿爭議，甚至可能是“費力不討好”的。

和諧是中國這種超大社會的生命線，然而人們對和諧的理解卻常常出現(xiàn)分歧。如果說很難給和諧下一個定義的話，那么社會的穩(wěn)定與發(fā)展則是它最后的硬指標。當然了，它一定還有很多其他指標，而且我們衷心希望中國和諧的指標能盡可能占全。但是那兩個硬指標永遠都應被擺在和諧的基石位置上。(作者是環(huán)球時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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