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濟學界分析問題的時候，要率先把理念進行調整，時刻記住背景是發(fā)展新常態(tài)，目標是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意識到背景變了，目標也變了的時候，才能正確討論問題，判斷問題，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議。

●2016年重化工業(yè)和能源工業(yè)的市場銷售形勢在明顯好轉，企業(yè)效益好轉，帶來制造業(yè)投資和民間投資的恢復，今年制造業(yè)投資和民間投資將繼續(xù)保持溫和回升。

●美國、日本、歐洲基本上經過實體經濟的十年調整，進入了一個新增長的階段，可能增長速度還比較慢，但是實體經濟的調整和恢復已經到了新階段。

●宏觀經濟還是不錯的，出口和制造業(yè)將是亮點，尤其是中國的制造業(yè)將迎來新一輪小的革命，中國的制造業(yè)內資品牌壯大，原來我們進口很多中間產品，通過合資品牌生產很多東西，現在越來越多地被國內品牌所替代。

在廈門大學與新華社經濟參考報聯合舉辦的“中國宏觀經濟高層研討會”上，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高培勇、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立群、國家發(fā)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張斌等專家就2017年中國經濟增長所處的外部環(huán)境，未來走勢及政策著力點闡述了各自的觀點。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

所長高培勇：

2017年財稅政策著力點應放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當我們預測2017年的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并且提出政策建議時，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理念層面要特別注意調整。

比如，當我們說財政收入增速下滑抑制了財政支出的增長時，我們內心其實是希望不抑制甚至是放松財政支出的。如果是放松財政支出，我們究竟是希望政策效應落在需求側還是供給側？當希望轉換為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時候，我們希望它發(fā)揮擴大需求的財政刺激政策的效應？還是希望它轉換到有利于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效應上來？當我們討論結構性調整的時候，我們會注意到，大多數人的政策選擇的基本思維還是落在需求側，落在擴大需求方面。

兩會召開前，大家經常問的問題是貨幣政策空間多大？財政政策空間多大？尤其是在討論財政政策空間的時候，往往用赤字規(guī)模來衡量。2016年財政赤字增加了5600億，這些錢的著力點在什么地方？是需求側還是供給側？這是應該特別考慮的問題。如果落在供給上，這個赤字的安排和以往的赤字的安排究竟有什么不同？

2017年宏觀政策的重點是要著眼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那么，我們拿什么進行供給側結構性調整？怎么降成本補短板？這是必須要考慮的問題?？梢哉f，我們能夠操作的政策手段第一不多，第二不熟悉。我們熟悉的都是以往的一套做法，很可能不由自主地就會新瓶裝舊酒。

舉個例子，大家都主張2017年政府要進一步簡政放權，進一步減稅降費，怎么做？簡政放權的目的是調整資源配置，把更多的資源留給市場和企業(yè)；減稅降費的目的是給企業(yè)和實體經濟減稅降費。減稅降費傳統(tǒng)做法有三種：第一種是進行收費的結構性調整，前提是政府制度不變，這是收入的結構性調整。第二種是支出不變，但是減稅之后肯定增加赤字，變成了國債和稅收之間的替代。第三種是實實在在的既減稅也減支出。這是三種不同的決策。在經濟發(fā)展新常態(tài)下，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條件下，應該怎么選擇？

很多人選擇第二種，擴大財政赤字支持減稅，但這和以往經濟發(fā)展舊常態(tài)和發(fā)展需求沒有什么兩樣。同時，這樣做也改變不了資源配置的格局，資源配置格局在市場和政府之間的資源配置格局并沒有發(fā)生變化。此外，這樣能降成本嗎？不能。因為每年要增加利息支出，利息支出在中央財政收支報表上，是這幾年增速最快的項目。所以，從企業(yè)角度看，可能是近期成本沒有增加，但是遠期來看，它的負擔肯定是要增加的，因為政府要收稅和收費，就是因為有支出，只要不減支出，就談不到降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