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如此，王韜還希望以編纂刊行西方歷史著作來增進中國人對西方世界的了解，從而打破中國官民的封閉狀態(tài)。同時期望通過對外國史志的介紹、對西方國家強弱盛衰變化原因的探討，針砭中國現(xiàn)實，刺激國人發(fā)奮進取，改革圖強。他的《普法戰(zhàn)紀》和《法國志略》在１９世紀７０年代的中國引起了極大反響。到１９世紀９０年代，梁啟超在《西學書目表》等書中對其加以大力推薦。戊戌改良運動的發(fā)動者們，試圖以其中對國勢、政體、民情、科學技術等時代焦點問題的強烈關懷，來引發(fā)國人對現(xiàn)實社會的思考，從而促進中國改革運動的早日到來。

甲午一役，中國跌進了更加恥辱的災難之淵。王韜把拯救中國的希望寄托在新一代維新主義知識分子身上。１８９４年，他在上海與孫中山見面，為其寫信給當時在李鴻章幕中供事的朋友，請他介紹孫中山與李鴻章見面。１８９５年，他與“公車上書”后名聲正響的康有為在上海見面，鼓勵他把改革的主張變?yōu)楦母锏恼位顒印?/p>

王韜欣喜于新一代改革者的政治實踐，自己卻再無精力投身其中。１８９７年王韜溘然長逝，一代思想偉人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