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深圳大學城市治理研究院執(zhí)行院長、教授陳文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我國發(fā)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要針對這次應對疫情中暴露出的明顯短板，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提高應對突發(fā)重大公共衛(wèi)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城市是國家的重要空間形態(tài)，城市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基石，其在國家治理體系中具有關鍵作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然要建立在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礎之上。由于組成要素的復雜性、人口結構的聚居性、資源分布的密集性及人員交往的頻繁性等，城市相較于農村而言社會風險更多、治理難度更大?？傮w來看，城市受此次疫情的影響最大，也是疫情防控的主戰(zhàn)場。疫情的爆發(fā)對城市治理提出了極大挑戰(zhàn)，其中所暴露出來的一些問題和短板亟需解決，一些探索和經驗也有待系統(tǒng)總結。

一是堅持“政治”要求，提升現代城市的組織引領能力。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世界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進程，城市發(fā)展成就舉世矚目。城市發(fā)展帶動了我國整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fā)展，城市建設成為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引擎。同時，隨著我國經濟市場化和社會開放化程度的提高，城市治理主體日趨多元、市民生活交往形式日益多樣，城市成為要素自由組合、人員隨機流動的高速運轉“機器”。

當疫情突如其來之時，如何在多元化的城市中實現對社會的“再組織化”，迅速組織和廣泛動員廣大市民積極參與防控，這對于城市應急管理而言是一個頗為棘手的問題。在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下，“政黨嵌入社會”和“組織動員群眾”是城市治理的基本路徑和特征，黨組織的組織力往往決定了疫情防控的效果。地方黨組織和政府通過“黨組織引領”“黨員干部帶頭”“服務型嵌入”等舉措，構建起以基層黨組織為內核的群防群治體系。這為最大限度地通過組織途徑迅速整合防控力量，切實做到早發(fā)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和集中救治，有力有效遏制疫情蔓延擴散，為城市整體防控工作的有序開展奠定了組織基礎。如北京市區(qū)兩級下沉干部7.4萬名，每個社區(qū)（村）至少一名區(qū)級干部，一名街鄉(xiāng)干部，全市18.9萬名在職黨員主動到社區(qū)報到。深圳在第一時間構建起社區(qū)小區(qū)聯(lián)防聯(lián)控工作運行機制，迅速在全市700多個社區(qū)、4800多個花園小區(qū)、1800多個城中村織密織牢防控網絡。因此，需要從“政治”的高度全面夯實執(zhí)政黨在現代城市社會中的群眾基礎,建立健全民意暢達機制和渠道，整合社情民意和利益訴求，密切基層黨組織與群眾的魚水關系，只有這樣才能在利益多元化的城市社會中充分發(fā)揮政治引領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