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后來花了十幾年的時間，把13種紅樓夢抄本一句一句對照了排列出來，共30卷，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的。我用排列的校法，同一句子這個本子這樣，那個本子那樣，怎么慢慢變化的，逐一排列。所以你要看13種早期抄本字句的變化，就一清二楚了。

我寫《曹雪芹家世新考》，也是查了大量的史料。我先拿到《五慶堂曹氏宗譜》，然后翻查《清實錄》去核實人物。那時候，天天下班后就讀《清實錄》。我的想法，不管有沒有資料，讀過以后心里就明白了。這個書里有或者沒有，不讀，一片空白，不知道里面怎么樣。結(jié)果終于發(fā)現(xiàn)了曹雪芹五代老祖宗的記載。我后來據(jù)曹氏宗譜的記載，還到河北淶水縣張坊鎮(zhèn)沈家庵村找到了曹家大墳，曹雪芹堂房老祖宗的墳?zāi)埂?/p>

我是每做一個結(jié)論，都要有實際的證據(jù)擺在那里。盡管別人不同意，但必須把我的證據(jù)推翻才能不同意，如果推不翻這些證據(jù)，那么不同意只能是一句空話。

《南風窗》：為學是這樣，那么為人呢？

馮其庸：為人也是一樣的道理。說假話、做假事、自私自利、不為別人著想，這怎么行？我經(jīng)常跟我的孩子和學生講，與人相交，首先要為別人想，不要先為自己想，這是非常重要的標準。寫文章也是一樣的，首先要想到有沒有可能出現(xiàn)反駁你的觀點？你的觀點站不站得住？要從另外一個角度想想。

《南風窗》：有人說您是一位有官方背景的學問家，“文革”前后也時常要寫一些批判和評點文章，這些工作都是你喜歡做的嗎？要是有人讓您說違心的話，怎么辦？

馮其庸：這完全不是事實，我根本沒有什么官方背景。我只是做學術(shù)研究，寫學術(shù)文章。張光年是老前輩，也是我的好朋友。光年說，我非常佩服你，你那些文章都可以收到集子里。光年同志是大詩人，寫了《黃河大合唱》，這是不朽的名作，對抗日戰(zhàn)爭起了無可估量的動員作用，功績不得了。他是文藝界的領(lǐng)導(dǎo)，當然要寫一些當時工作需要的文章，那是很自然的。我的情況就不一樣了，我是個大學教授，也沒有其他的社會職務(wù)，所以愿意寫什么就寫什么，凡是社會上政治批判的文章，我基本上不寫?，F(xiàn)在總結(jié)我一輩子寫的東西，沒有純粹為了政治批判而寫的文章。學術(shù)上的爭論當然是有的。

我唯一一篇政治性文章，是《北京日報》的社論。那是“文革”期間，彭真被弄下來了，北京新市委成立，我們校長郭影秋去市委擔任文教書記，叫我一起去。原來是“中央文革”要調(diào)我，我不想去，就拖拖拉拉一直沒去。郭校長叫我到北京市委去，我馬上就跟著去了，我想這樣一來可以避開“中央文革”。

那時候?qū)κ裁唇小拔幕蟾锩蔽叶疾磺宄?，那是全國最高的一個權(quán)力機構(gòu)，出起問題來可不得了。我感覺不對頭，所以不愿意去。去了北京市委后，給我的任務(wù)是寫社論，我寫的第一篇社論，就是新市委的表態(tài)。這雖然是我寫的，但不是我個人的思想，而且是以新市委的名義發(fā)表的。所以我也從來不把它放到我文章里去。除此以外，我沒有以我個人名義發(fā)表過什么政治批判文章。

《南風窗》：1975年您到《紅樓夢》校訂組擔任副組長，那不就算是當官了嗎？那個時代，正直的人干違心事兒的也不少，您對此持何見解？

馮其庸：到校訂組去，校訂《紅樓夢》怎么算是當官呢？沒有任何權(quán)力，就連討論選哪個底本都要爭論不休呢。相反，當我借調(diào)出人民大學后，人大教師不斷提工資，就沒我的份了。

校訂組這邊我又是借調(diào)人員，根本就不管你，一呆十來年。光是校訂《紅樓夢》就是7年，因為我是借調(diào)人員，我的工資也沒有增加過，也沒有拿什么特殊的補貼，校訂的人都是如此。校訂完了，稿費60%上交，其余大家分，我分250元，這就是7年的勞動所得，天底下有這樣的官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