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建平（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這個信號非常清楚，十八屆四中全會對于我們刑事司法改革，確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任務(wù)，那么其中就包括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要強化證據(jù)裁判，要完善我們的無罪推定，要落實罪刑法定，那么從源頭上禁絕刑訊逼供，那么這些都是由黨中央的文件給我們司法機關(guān)指明的改革任務(wù)，那么這些改革任務(wù)怎么樣落地，必須通過一個一個的這樣的一個個案，包括這種我們說舉世矚目的聶案的這個平反這樣的過程，那么使我們的公正司法，文明司法，這樣的一些措施，這樣一些理念真正變成現(xiàn)實。這個再審判決書它之所以這么多次的提到“證據(jù)”，一個它是凸顯證據(jù)裁判，也同時暗含著你這個證據(jù)必須是合法的證據(jù)。

路一鳴：那這份遲來的最終判決，對我們國家這個法治進程您覺得有什么意義呢？

盧建平：那么聶案的這種再審最終得以平反，我覺得它還是給我們以很多的亮色，比如說在一個地方審判監(jiān)督程序，或者說再審程序，遭遇重重阻力的時候，我們可以啟動一個異地審查的這個機制，它可以突破這個地方保護主義，第二個呢就是，比如說我們現(xiàn)在最高法院的這種巡回法庭制，同樣它也是一個突破這種地方色彩，把司法權(quán)變成一個全國性的一個權(quán)力，而不是一個地方性權(quán)力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制度。

路一鳴：11年的等待，聶樹斌的父母已經(jīng)風燭殘年，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時代，聶樹斌案的平反雖然是一個個案，但它不是偶然，中共中央十八屆四中全會以后，司法系統(tǒng)正在以細致入微的態(tài)度積極務(wù)實的行動，大力落實黨中央關(guān)于“健全落實罪刑法定一罪從無非法證據(jù)排除等法律原則的法律制度”的要求，不斷“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努力通過具體的個案讓每一位人民群眾感受到司法的公平正義，與此同時，聶案的平反也為每一位司法工作者敲響了警鐘，唯有尊重程序，敬仰法律，才能避免悲劇的重演，避免法治蒙羞，讓正義不再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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