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考核計生工作多年的“一票否決制”和以前不太一樣了，向華說，“以前是達不到就不行，像合法生育率啊，性別比啊，現在不再提這種問題?？總€別數字來評判一個地方的工作是不科學的?，F在國家都不是只講GDP了，一個數字哪能代表一個地方的工作成績？”

“起碼階段性高壓計生的時代過去了。”陳染說，他是張辰剛參加計生工作時的計生辦主任，分流后現在擔任鄉(xiāng)鎮(zhèn)信訪辦主任。與張辰一樣被分流出來的其他七個同事，有的去做了管理區(qū)（鄉(xiāng)鎮(zhèn)中某幾個村組成的社區(qū)）干部，據說今年主要工作是“精準扶貧”。

過去，如果生養(yǎng)獨生子女，在村里還要上臺戴小紅花。但很快，沒有人愿意看到荒蕪的土地無人耕種，孩子還是要生，小紅花便對人失去了精神鼓舞。

“隨著農村人外出打工，養(yǎng)育孩子的成本變高，生育觀念也發(fā)生了極大改變，從多生多養(yǎng)到優(yōu)生優(yōu)育，中國差不多花了三十年時間。”杜麗麗說。

“很多人可能以為，現在生育率低了，計劃生育服務是不是不要了，應該說是需要更好的家庭計劃服務，讓人們能夠做出知情的選擇，比如我什么時候要孩子？我不要孩子怎么辦？我想要孩子怎么辦？從以前的計劃生育轉變成家庭計劃，家庭計劃應該以服務對象為中心的，而不是以管理者為中心。”聯合國人口基金駐華代表何安瑞（Mr. Arie Hoekman）在去年7月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稱。

事實上，杜麗麗的工作早已不止是控制人口，還有抓出生性別比、流動人口計劃生育、計劃生育獎勵扶助、獨生子女傷殘死亡特別扶助等，“鄉(xiāng)鎮(zhèn)的其他重點工作大家也都得出力”。而村計生干部徐良燕，現在除了計生之外還管大大小小的村中事務。

在杜麗麗看來，現在的計生工作跟過去相比，更強調服務屬性，“原先這個二孩要審批，批證?，F在不叫生育證了，叫生育服務手冊，懷孕了及時上報，孕期還可以去婦保院參加孕期保健。國家免費提供葉酸給孕婦，在孕前4至6個月就開始服用，防止胎兒神經畸形。婦女生產后，我們要發(fā)放信息卡給她，還需要通知她們服務事項和具體時間。”

前幾天，張辰的微信朋友圈里，有人轉發(fā)一篇閱讀超過10萬次的文章，關于節(jié)育環(huán)對婦女的坑害。他忍不住與人辯論了避孕節(jié)育和階段性人口控制對國家發(fā)展的影響。

“我現在特別反對人們用現在的形勢來評判以前的工作。原來計劃生育的政策推行，并不是錯的，而是特殊歷史時期的產物。”張辰反復向澎湃新聞表達這一想法。

張辰曾在學校擔任過廣播站站長，在他看來，計生政策的調整就像廣播調音應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調聲音或者調燈，一下子變大，一下子打亮，都是很不當的操作。你想機器正運行，咯噔一下子沒聲音了不好，應該讓它逐漸變小變沒。”

“已經放開了，但步子不能一下邁太大。” 他帶著期待，望了望天。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