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在關注信貸增速是否過快、債務負擔是否上升等問題，還需要評估政府支出所形成的資產積累，因為這會提升政府的債務償還能力。而一些與地方政府有一定關聯的融資平臺公司債務是否應當計入政府債務，還需要考察這些地方政府債務、融資平臺債務是否有清晰的邊界和法律的界定，如果已經有清晰的界定，那么，盲目計入則顯然會導致夸大中央政府的債務規(guī)模。

　　三 主要國際評級機構享有事實上的免責權與市場壟斷地位，需要珍惜由此帶來的市場影響力

　　實際上，因為國際評級機構的評級調整可能帶來的市場影響，不僅其評級結果在國際市場上受到爭議，在美國國內也同樣如此。從歷史看，美國的評級機構在受到因重大評級失實而導致的訴訟時,基本是以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自辯,將自身的評級辯訴做為一種觀點,認為應受“言論自由”權利保護。比如2009年11月,美國俄亥俄州養(yǎng)老基金起訴“三大”評級機構,控告他們給予抵押貸款支持債券虛高評級,導致其4.57億美元的投資損失。不過,美國地區(qū)法官詹姆斯?格雷厄姆卻支持評級機構的辯護,認為評級是預測觀點,受美國法律保護,于2011年9月27日判決俄亥俄養(yǎng)老基金敗訴。這種免責保護實際上給予了國際評級機構的不對稱的市場地位，有免責權而且占有市場壟斷地位，作為專業(yè)機構，就需要高度珍惜這個獨特的市場地位，珍惜這種獨特的市場地位帶來的市場影響力，否則必然帶來市場的質疑、以及市場認可度的降低。

　　針對國際信用評級行業(yè)所存在的缺陷，特別是在金融危機中國際評級機構的表現受到廣泛詬病，不少國家的監(jiān)管機構開始關注評級機構的監(jiān)管，并探索采取一系列應對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一是提高信用評級行業(yè)的透明度和多樣性，例如要求對所有的評估機構公開證券發(fā)行人的信息，通過信用評級機構的主動評級，增強信用評級的多樣性。二是適當降低對信用評級機構評級的依賴，探索支持金融機構的內部評級等方式，如有的國家調整了法規(guī)中對信用評級機構評級的強制性的引用。三是嘗試增加信用評級機構的責任義務。有的國家打算考慮取消評級機構的“專家責任”豁免，增加信用評級機構的法律責任和義務，要求評級機構改善內部的公司治理結構，有的國家還針對評級機構成立了專門的監(jiān)管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