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歲的蔡永是一名電商平臺的倉管員,他在出租屋內猝死,幾天后才被發(fā)現。警方鑒定為猝死。蔡永曾做生意失敗,后來轉到北京某電商平臺門店工作,從送菜員做起,做過站長,去世前擔任倉管員。他的手機聊天記錄顯示,他經常加班,每天至少工作12小時。
蔡永家屬表示,蔡永在中秋節(jié)期間連續(xù)通宵工作,身體出現嚴重不適。9月18日,他向店長請假,稱自己眼里全是血,看不見東西。店長最終批假。9月19日晚之后,蔡永的手機再無操作記錄。家屬認為,持續(xù)通宵和長時間工作是導致蔡永猝死的重要原因。
蔡永去世后,家屬與電商平臺談判賠償時遇到難題。平臺表示蔡永并非其員工,而是與第三方勞務公司——杭州云千斗簽訂合同。云千斗拿出了一份《自由職業(yè)者服務協議》,稱雙方不是勞動關系,只能進行人道主義賠償。這份協議明確指出雙方適用于《民法典》而不適用《勞動法》,平臺沒有為蔡永繳納社會保險和購買任何保險的義務。
律師林虎才表示,這種《服務協議》逐漸被一些企業(yè)用來規(guī)避用人風險,逃避勞動者的保障。近年來,隨著新業(yè)態(tài)經濟發(fā)展,靈活用工的方式逐漸被接受,但一些企業(yè)利用這種方式刻意規(guī)避用人風險。法律界人士指出,當勞動者與用人企業(yè)之間有勞動關系之實而無勞動關系合同時,一旦出事,用人方會用盡手段逃避責任。
學者建議有關部門出臺指導意見,平衡新就業(yè)形態(tài)勞動者的權益保障和用人企業(yè)的成本。目前,許多勞動者面臨勞動關系外包、維權難的問題。例如,外賣騎手劉麗華在送餐途中遭遇車禍,因未與平臺直接簽署勞動合同,而是與第三方勞務平臺簽的《服務合作協議》,最終只拿到少量保險賠付。
面對這種情況,勞動者需要注重工作留痕,如打卡記錄、領取報酬記錄等,以確認事實勞動關系。法院在確認勞動關系時,不僅依據《服務協議》,還依據實際工作情況。專家建議,政府應考慮為新就業(yè)形態(tài)勞動者單獨制定保障制度,并推動共享用工,維護勞動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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