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阿拉巴馬州州長艾維在參議院通過的限制墮胎法案簽字，反墮胎法案的通過，引起了全球范圍內(nèi)的焦慮與憤怒。許多人說，這些男性議員只想到了嬰兒的權(quán)益，卻沒有想到母親的權(quán)益。

目前，美國的單身媽媽數(shù)量是單身爸爸的三倍，而反墮胎法案正在縮減更多女性的選擇，讓她們不得不在沒有做好準備的時候成為一個母親。

民主黨議員琳達·科爾曼說：“你不用撫養(yǎng)孩子長大，不用為孩子做任何事……一切都僅僅是女性需要承受的?，F(xiàn)在，你卻想要替她們做決定?！?/p>

的確，我們總是認為一個孩子一生下來似乎就是和母親綁定的，而這種綁定放在現(xiàn)代社會的家庭和職場里，都變得更像是一種「詛咒」。

1.

普遍「失職」的母親

當你成為了一位母親時，這意味著什么？也許近期熱播的這部號稱是「反婚反育教材」的日劇可以給你一些答案。

很多人大概已經(jīng)聽過了《坡道上的家》的主線劇情：一個精神失常的絕望女人安藤水穗溺死了自己8個月大的女兒，因此被送上了法庭；

擁有幸福家庭的家庭主婦山咲里沙子意外被選為了這個案子的陪審，卻在一次又一次聽審中，逐漸對「不配做母親」的嫌疑人產(chǎn)生了不該有的共鳴。

而隨著劇情的發(fā)展，《坡道上的家》想要展現(xiàn)的其實不僅僅是一個媽媽對另一個媽媽的同情與理解，還是無數(shù)個被家庭所禁錮的母親們的共同絕望。

一旦你成為了一個全職媽媽，打理好家里的一切就成為了理應完成的分內(nèi)事物，只要你存在哪些力不從心，任何人都可以橫加指責。

比如人們痛斥溺死自己孩子的安藤水穗喪失人性，沒有資格身為人母，卻對她丈夫在育兒中的長期缺席視而不見。

從周一到周五，她的丈夫每天加班到十點，常常夜不歸宿，讓她一個人面對徹夜哭鬧的嬰兒；安藤的婆婆說是會來幫忙，實則經(jīng)常對她的育兒方式指指點點；安藤的丈夫因為覺得自己的妻子“不正?！?，甚至找到了大學時的前女友來幫忙解決問題……

而女主角山咲里沙子之所以會感同身受，是因為這些問題已經(jīng)或多或少地出現(xiàn)在了自己的生活當中。

人們默認了一個家庭主婦應該一手處理好家庭和孩子的一切，在丈夫回家時準備好一個整潔的家、可口的飯菜和可愛懂事的孩子，丈夫因為在外面工作，理應對家中的情況不聞不問。

也許你想說，選擇作為家庭主婦也是她們自己的選擇。但真的是她們主動選擇成為家庭主婦的嗎？

無論是在嫌疑人安藤水穗還是女主角山咲里沙子，在成為家庭主婦之前，她們都有著自己的工作，并想在孩子長大之后重返工作崗位，卻因為種種原因希望渺茫。

是誰扼殺了她們的職業(yè)道路，把雙人份的育兒重擔放到了母親一人的身上，并將這種偷懶包裝得異常合理？

是她們的丈夫，也是這個社會對母親角色的「一般要求」。

2.

什么是「一般」的母親？

一旦你成為了一位母親，就不得不承擔起這個社會對于母親的「一般」期望?！镀碌郎系募摇酚酶嗟募彝ト合裾f明了這一點。

比如無論你是否熱愛工作，人們都認為母親應當為陪伴孩子付出更多時間，甚至放棄自己的職業(yè)理想。

就算是雙職工家庭，家務也是媽媽的分內(nèi)事，男人偶爾分擔一下，會將其稱作“幫忙”。

孩子出了任何問題，都需要媽媽來協(xié)調(diào)時間，不用指望爸爸會在這個時候出現(xiàn)。

甚至婚前的約法三章也可以不作數(shù)，因為：“身為人母，不都會這樣做嗎？”

這些生活中的真實細節(jié)，讓人感受到的是母親們的普遍絕望。更加可怕的是，這一切已經(jīng)被社會普遍「合理化」。

就像劇中所說的：

母親苦于育兒，而把她們逼到無路可走的，正是「一般母親」這個概念。是這個社會所追求的「一般」，自己認定的「一般」，以及親生母親所渴望的「一般」，被禁錮在別人的常識里活著，太辛苦了。

沒錯，《坡道上的家》所講的也許并不只是被大家批評了很多年的「喪偶式育兒」，而是這個默認父親可以缺席，母親卻必須無所不能的社會環(huán)境。

到現(xiàn)在，任何面對有孩子的成功女性的訪談中，“如何平衡好家庭和工作”依然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但同樣的問題，幾乎不會在成功男性的訪談中聽到。

比如在某次采訪中，馬伊琍就直言：“肯定不能平衡好?！焙芏嗳朔Q贊她的真實坦誠，沒有意識到這背后存在的更大問題。

她說：“為了陪孩子，你必須犧牲掉晚上所有的時間，所以我晚上從來不出來的。

平衡就是做出犧牲，我不犧牲我自己的時間，就要孩子做出犧牲，讓孩子理解我，或者是我的家人、孩子的爸爸來幫助我，做出讓步?！?/p>

父母為孩子付出固然沒錯，但是為什么只有媽媽需要平衡好家庭和事業(yè)？為什么只有媽媽需要為了孩子犧牲自己的時間？為什么爸爸帶孩子會成為一種「幫助」？

媽媽們正在維護一個不斷傷害自己的秩序，她們在把社會加諸于她們身上的不合理要求內(nèi)化成為自我折磨的鐵律，并用來繼續(xù)要求下一代人。

而這種不合理要求，就是向女性重度傾斜的育兒負擔。

3.

難以改變的「母職懲罰」

每當我們提到男女同工同酬，我們想到的總是教育歧視、就業(yè)歧視、工資歧視……而在知名科普短片公司VOX與Netflix合作出品的短片《Explained/解釋一切》里，則重點闡述了一直被我們忽略的一點——

女性在社會中被默認擔負的高昂育兒成本。

我們看得到的薪酬歧視僅僅只能解釋一小部分的性別薪酬差距，而男女之間的真正差異一直沒有得到社會的重視——主流社會依然認為，因為女性生育了孩子，所以女性應該是孩子主要的照料人。

盡管幾十年來，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參加工作比例持續(xù)上升，她們成為了白領、醫(yī)生、律師或者國家元首，卻依然不得不做一個「合格的」媽媽。

調(diào)查顯示，哪怕一個孩子的父母都有全職工作，媽媽平均每周要比爸爸多花9小時用于育兒和處理家務。

如果按照每天8小時工作制來算的話，這個時間折合到每年，就變成了媽媽需要多做將近3個月的額外全職工作。

而這就是工資差距的核心所在。

我們發(fā)現(xiàn)，有著相似學歷以及家庭背景的男性和女性，在剛步入社會時，他們的工資并沒有什么明顯差距，而一旦到了生孩子的年齡，情況就變得大為不同。

丹麥一項名為《孩子與性別不平等：來自丹麥的證據(jù)》的調(diào)查研究詳細地展現(xiàn)了生孩子對男女收入的影響。

在這個研究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男女收入曲線在育齡前后才開始出現(xiàn)大的差距：女性在生育之后的收入有一個大幅度跳水，同齡的男性卻呈現(xiàn)出一條平滑的直線。最終在整個職業(yè)生涯中，女性的收入比男性低20%。

有孩子的男性與女性收入曲線對比

與此相對的是，有孩子的男性和沒有孩子的男性收入差距基本可以忽略不計；沒有孩子的女性與同齡男性收入比是0.96，區(qū)別很?。欢泻⒆拥呐院蜎]有孩子的女性收入軌跡則迥然不同。

沒有孩子與有孩子的女性收入曲線對比

不得不承認，如今工資差距的產(chǎn)生并不是作為男性和女性的差別，而是作為一個母親和其余所有家庭角色的差別。

社會學術(shù)語將其稱之為「母職懲罰」（Motherhood penalty）。

在1980年，丹麥的男女收入差距有40%是由育兒成本產(chǎn)生的；到了2013年，育兒成本的影響上升到了驚人的80%。

30年來，由于其他方面女性權(quán)益的進步，造成男女收入差異的歷史性因素在不斷地被顛覆和改變：女性有了平等地走出家門、接受教育、獲得工作的權(quán)利，但育兒問題卻大浪淘沙，成為了女性職業(yè)生涯里一塊頑固的絆腳石。

需要注意的是，丹麥在最新發(fā)布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里排名第13，男女平等已經(jīng)做得相對較好，其他地區(qū)存在的問題只會更加嚴重。

盡管是在現(xiàn)在較為普遍的雙職工家庭里，一旦有了孩子，也一定要有一方承擔照顧孩子的工作——雖然現(xiàn)代社會提供了許多種類的有償看護服務，但很多情況下都要求一定要有家長在場。

在2015年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對雙職工家庭的一項調(diào)查中，超過半數(shù)的家庭里，孩子的時間表和活動安排都是由媽媽在全權(quán)負責，孩子生病的時候也是由媽媽主要照顧。值得一提的是，育兒方面主要由爸爸出力的家庭只占到總數(shù)的6%。

由于絕大多數(shù)的家庭都是女性承擔了這部分育兒任務，讓她們不得不推掉加班、出差、參與競爭的機會，而同年齡段的男性則大多沒有這種煩惱，無形中獲得了職業(yè)發(fā)展的更多可能。

2010年美國一項關于育兒負擔對母親收入的影響調(diào)查顯示，在生育之后繼續(xù)工作的前提下，一個低收入女性如果成為了媽媽，她將會犧牲掉一生總收入的10%-14%；

而一個高收入女性一旦選擇生孩子，就意味著她需要放棄她整個職業(yè)生涯收入的21%-33%，這一損失不僅會高達幾十萬美元，而且對后續(xù)晉升的影響會持續(xù)幾十年。

這一切都讓「母職懲罰」變得更像是一個以「應當」為名的詛咒：她們被裹挾著犧牲，甚至很多人開始把這種付出視為理所應當，而并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

4.

我們能改變些什么

所以，怎樣才能改變媽媽們的處境？人們在這方面已經(jīng)走了很多彎路。

1981年，為了女性在生育之后重新回到職場，冰島通過了一項法律，要求雇主為媽媽提供3個月帶薪假期。1988年，法律規(guī)定的產(chǎn)假被延長到6個月，冰島成為當時世界上法定產(chǎn)假最長的國家。

然而有句話說得好：善意的政策在98%的情況下適得其反。

雖然產(chǎn)假的確解決了一部分媽媽陪伴嬰幼兒的問題，但它無形中鼓勵了母親在生育后待在家里，父親出門工作，男女薪酬差距的核心問題并沒有得到緩解。

事實上，這還導致了女性工資和就業(yè)率的下降，因為母親們往往下了班還要回家「打第二份工」，她們的全職工作更有可能因為生育而受到影響。

直到2000年，冰島通過了新的“育兒假”立法：孩子出生后，父母雙方都能獲得三個月的帶薪產(chǎn)假，拿平時80%的薪水，不休則作廢。

這項立法推出之后不過幾年，就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冰島的育兒文化。年輕一代的男性開始希望可以休假，可以享受屬于男性的家庭生活。

同時，這也有效提升了母親在職場上的地位：2004年時，冰島的男女薪酬比是0.81，而現(xiàn)在冰島的薪酬比是0.90。

再看回國內(nèi)，雖然女性高校畢業(yè)生的比例已經(jīng)實現(xiàn)反超，但在《2019中國職場性別差異報告》中顯示，去年中國男女薪酬比是0.78，職位選擇是導致男女薪酬分化的最大因素，女性更偏向于選擇工作強度一般、相對穩(wěn)定但工資較少的崗位。

此外，隨著工作年限增加，男性和女性晉升幾率的差異逐漸突顯，具有5-10年工作經(jīng)驗的男性比女性的晉升幾率要高12.1%。

之前種種教訓告訴我們，除非社會將男女同等地視為照顧孩子和賺錢養(yǎng)家的人，否則這個差距將一直存在。因為只要將問題局限于女性，那我們就在繼續(xù)固化「女性應當承擔育兒責任」這個既有觀念。

普遍性的家庭分工問題不是女性問題，而是社會問題，女性有權(quán)身為人母而不在角色選擇和職業(yè)生涯方面受到「懲罰」。

家庭和事業(yè)的確需要平衡，但這不只是一個母親需要作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