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1日起，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將開始施行，其中的「治安違法記錄封存制度」引發(fā)廣泛討論。

新規(guī)規(guī)定，違反治安管理的記錄應當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單位和個人提供或者公開，但有關國家機關為辦案需要或者有關單位根據(jù)國家規(guī)定進行查詢的除外。依法進行查詢的單位，應當對被封存的違法記錄的情況予以保密。

「違反治安管理的記錄」，指的是程度輕微、尚未構成刑事犯罪的行政違法行為，在公安系統(tǒng)留下的記錄。這些行為社會危害性低于刑事犯罪，處罰方式依據(jù)《治安管理處罰法》，僅為行政拘留（最高15日）或罰款。但在新規(guī)施行之前，這些違法記錄很多時候會被隨意查詢、披露，導致許多當事人因為一次犯錯，波及終身、殃及子女，在求學、求職過程中遭遇過當限制，甚至失學、失業(yè)。

新規(guī)施行后，違反治安管理的記錄依然完整留存于公安系統(tǒng)內(nèi)部，并未消除，只是嚴格限制對外公開和非法定情形的查詢。這種設計的初衷，是在堅守「違法必受罰」底線的前提下，給當事人提供改過自新的機會，體現(xiàn)現(xiàn)代法治的救贖精神。

這次變革中，趙宏的身影不可忽略。她是北京大學公法研究中心的研究員，也是長期活躍的普法者。為倡議限制治安違法記錄的無序公開，她寫了十幾篇面向公眾的評論文章，還發(fā)表了相關的學術論文。她認為，公開的治安違法記錄是無限延長的「社會懲處」，而法律應當「過罰相當」。

積極撰寫法治評論的趙宏，談過的話題還有許多：單身女性凍卵權、劣跡藝人的「封殺」、搶生二胎被罰案……大多是不討好的話題。她推動過改變，也招來許多非議。在不提倡表達的時代，她一直在表達。

為什么要持續(xù)不斷地表達？為什么要為違法者發(fā)聲？她眼中的理想法治是什么樣的？2025年10月，我們與趙宏進行了訪談。

文｜

馮雨昕

編輯｜

魚鷹

圖｜

（除特殊標注外）受訪者供圖

章魚

在村上春樹的小說《天黑以后》里，法學生高橋常去旁聽審判。最開始，他自認為與被審判者之間有道「堅固的高墻」，審判是別人的閑事，而他潔白無瑕、作壁上觀。但在聽過太多陳述、證詞、訴詞和辯護詞后，他的信念逐漸動搖了：「那堵分隔兩個世界的高墻也許并不存在。就算它存在，沒準也只是一道紙糊的薄墻?！顾械娇謶郑艞壛烁銟逢牭睦硐?，決定努力通過司法考試，把這道墻的問題好好探究一下——他將審判制度看成一種奇異的生物，「有著頑強的生命力，扭動著無數(shù)條長腿……在這家伙面前，所有人都喪失了姓名，喪失了面孔」。像章魚，他總結，棲息在深海底的巨大章魚。

成為行政法的老師以后，這是趙宏很喜歡對學生講的片段。它當然是一種文學化的表達，但也可以是一種生活經(jīng)驗，是每個人都或許有的、來源已久的經(jīng)驗。

趙宏的經(jīng)驗源自童年。她的父親在地方運管局工作，有一天回來告訴家里人，最近查處了一輛違法上路的車輛，司機不肯交罰款，耍賴躺在車前，說要扣車就從他身上碾過去。父親的一位同事年輕氣盛，和司機糾纏了一會兒，居然真的去開車了。最后司機被撞倒，雖不嚴重，那位同事也被判了刑。

父親說起這些時憂心忡忡——當違法者躺在車輪下時，合法的扣車不能順利執(zhí)行，執(zhí)法者應該怎么辦？再往大了說，這位司機在妨害公務嗎？遇到妨害公務的行為時，執(zhí)法者的反應邊界是什么？父親很困惑，她也跟著困惑。

類似的困惑時刻，在她此后的人生若隱若現(xiàn)，沒有斷過。

她在中國政法大學念碩士時，幫著導師做法律援助，對一個案子印象很深：妻子要生產(chǎn)了，丈夫開車送她去醫(yī)院，強闖了一片交通管制的區(qū)域，因此要被追責。

參加工作后，她又知道了另一個案子：一位貨車司機在經(jīng)過某地的超限檢查站時，因為車上的衛(wèi)星定位裝置掉線，他無法證明自己沒有疲勞駕駛，被施加了扣車、罰款2000元的處罰。他不愿接受，又不知怎么溝通，最終服藥自殺了。她讀到他的遺言，「今年51歲，干運輸10年了，不但沒掙到多少錢，反落下了一身病……今天在超限站被抓說我北斗掉線，罰款2000元，請問我們一個司機怎么會知道……」她馬上記起小時候聽說的那位司機，他固執(zhí)地躺在自己即將被扣押的車輛前時，大概也在想，我一個司機怎么會知道這些？我的生計怎么辦？太過相似的場景。

所以她時不時會想到那條章魚，那條無處不在、龐然大物式的章魚。被它捉住的人大多恐懼且迷茫，而沒被捉住的，并不一定因為他無瑕，或許只是他的運氣沒那么壞。

2022年，好友轉(zhuǎn)給她一條法律咨詢。當事人為了找工作，去派出所開「無犯罪記錄證明」，但同時得到一行備注：曾因賭博被治安拘留——沒有到刑事犯罪的程度，但留下了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記錄。那么他當然一份工作都找不到，生活也幾乎停滯。

不久后，《上海法治報》向她約稿，她又聽說了有這樣一位父親，多次給孩子辦轉(zhuǎn)學未果，向教育部門打聽后被告知，這是因為孩子曾在副駕駛座上不系安全帶，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留下了記錄。

至今，趙宏說起這兩件事時仍有些慚愧，她一直是行政法的研究者，卻在多年以后才意識到，「違法會留下永久記錄」。她把這歸結于自己視角的缺陷。她在法大讀本科和碩士，在北大讀博士，又回到法大教學。她幾乎沒有離開過校園，她的知識也是。于是，這之后，她認為有些東西應該走出校園。

她為此作了一篇評論，《行政違法「案底」消除應該先行》。她把行政違法記錄比作現(xiàn)代墨刑，「讓當事人承受了遠超出其違法行為危害程度的懲罰，完全悖離了現(xiàn)代法治的一般原理」。她倡導在一定條件下，將違法記錄消除的可能性。

稿子發(fā)出后，她的個人郵箱成了樹洞，前后來了幾百封信：有用VPN翻墻被網(wǎng)警警告的，有發(fā)短視頻說自己復活了秦始皇被定性造謠的，有和鄰居吵架，往對門上噴了個「死」字被拘留的，當然也有很多普世道德觀下難以接受的賭博、嫖娼和吸毒的。來信者中男女老少都有，共同點有兩個：都有違法記錄，都被這記錄絆住了腳。他們沒有工作，難以升學，不能升職，甚至在過高鐵檢查站時，刷身份證有異響。他們都言辭絕望，著急忙慌地問她，這輩子是不是只能這樣了？這事兒還有可能被解決嗎？

章魚不僅無處不在，而且被章魚捉到過的人，都會被烙下印子——不論他因什么被捉到，這印子可能永遠不會消掉。章魚必然有它的正義性，但關于印子的事兒，是不是完全不能商榷？

趙宏后續(xù)又寫了十幾篇面向公眾的評論文章，還發(fā)表了學術界討論此事的第一篇論文。學術會議、公共演講，能談的渠道她都去談。

對她個人而言，結果大概好壞參半。

2025年6月2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出新規(guī)，「違反治安管理的記錄應當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單位和個人提供或者公開，但有關國家機關為辦案需要或者有關單位根據(jù)國家規(guī)定進行查詢的除外，依法進行查詢的單位，應當對被封存的違法記錄的情況予以保密?！剐乱?guī)從2026年1月1日起施行。

而壞的那一半是，她因此招來很多非議。最近一次發(fā)生在2025年11月底，互聯(lián)網(wǎng)上，行政違法記錄將封存的消息被簡化為「吸毒人員違法記錄封存」。作為倡議者的一員，趙宏過往的文章與呼吁被翻了出來。她被評為傲慢，別有用心。更糟糕的評語也出現(xiàn)過。

這是最近的一次，但并不是唯一的一次。除了違法記錄的去留，趙宏談過的話題還有許多：單身女性凍卵權、劣跡藝人的「封殺」、搶生二胎被罰案……大多是不討好的話題。

這也是我們10月初找到趙宏，想要與她做訪談的好奇所在——為什么她要不停地談論它們？

答案可以很公共，她是一名行政法學者，她關注公權力的使用。答案也可以很私人，某種意義上，她就是《天黑以后》里的高橋。認識到那條章魚與那道墻以后，她必須不停地探究。

十年

理解并共情高橋，并不在最早的計劃范圍內(nèi)。趙宏在甘肅的一座小城市長大，上世紀九十年代，那里沒有人能做出復雜的升學規(guī)劃。出于興趣，她想過學英語，但被師長們認為工具屬性太強。最后所有人都推薦她學法律，依據(jù)是樸素的常識，「法學畢業(yè)，容易拿鐵飯碗」。

到了法大上本科后，學科門類眾多，當時許多同學喜歡刑法，因為貼近日常，還有一定的刺激性。但趙宏很快發(fā)現(xiàn)自己更喜歡行政法——她喜歡推敲邏輯、規(guī)則和體系，厘清各行政部門的職能和制度時，也有抽絲剝繭的快感。她的訴訟法成績總是年級第一。所以她要不斷追求優(yōu)等生的成就，攻下了行政法的碩士與博士學位。她想變得「專業(yè)」，但專業(yè)之后要做什么，「是沒有足夠想清楚的」。

那時候還有太多沒有想清楚的事。

本科畢業(yè)時，她參加過一座副省級城市的法院面試，一開場，考官就讓「1米7以下的男生」和「1米6以下的女生」退出去，她是其中一個。用現(xiàn)在的目光看，赤裸不過的歧視，但當時她在不快之余，沒有再做什么。這成為了遺憾，「我們學法律的，卻沒有想過挑戰(zhàn)?！?/p>

2005年，回到法大任教后，她和同為法學教師的羅翔、陳碧、李紅勃成為朋友。這段友誼在后來被多次書寫——四個剛工作、沒找到人生方向、「也沒什么錢」的年輕人，為了紓解苦悶與迷茫，經(jīng)常組織讀書會。

陳碧初識的趙宏，有點瘦小，戴著眼鏡，話不多。陳碧那一陣染黃頭發(fā)，常穿雙白靴子，會抽煙。相熟以后，趙宏告訴她，起初看她不像個讀書人。她回敬趙宏，你也跟我差不多，好像什么都不懂。

陳碧向《人物》回憶那段讀書會的時光，他們四個講好了不讀純文學，只讀社會科學的專著，偶爾也會邀請來外交學院的幾位男老師。包括羅翔和李紅勃在內(nèi)，幾位男性湊在一起「噠噠噠地辯論」，今天談《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明天談路德主義。她和趙宏坐在一邊，聽不懂，插不上話，記筆記也記不明白，「就是兩張白紙，也有點膽怯」。

那時她們不理解，為什么年齡和受教育程度相仿，也都在當老師，這幾位男性就如此樂于討論宏大的議題？為什么他們講起國家與社會，就像講自己家的事兒一樣？「我們是很后面才認識到，男性很早就會確認自己身上的政治性，會看重人的政治權利，然后愿意討論它們。但作為70年代出生的女性，我們接受的教育，是不大會讓我們長出這種政治性的?！?/p>

在這個層面上，她們感謝羅翔，是他執(zhí)著地將她們「裹挾」進這些討論?！赣行覀z說看不太懂，他說看不懂才要討論，都能看懂你還開什么讀書會？」他負責選書，部分書很難買到，他就主動復印出幾本，分發(fā)給每個人看。

頻繁的聚會持續(xù)到他們?nèi)畾q左右。羅翔和李紅勃出國訪學，陳碧去了企業(yè)工作，趙宏有幾年忙著生育和育兒，彼此的聯(lián)絡就淡了很多。真正再相聚，是十年后了，李紅勃和陳碧都回到法大任教，四人約了頓飯。

飯間，陳碧發(fā)現(xiàn)，趙宏變了，「從一個只會聽，連發(fā)問都困難的人，變成了對自己的專業(yè)很自信的、邏輯嚴密的、很難被駁倒的人」。

在這或許是人生中成長最快的十年中，發(fā)生了什么？今天的趙宏難以總結，生活就是那么平凡地過去了。但大概也有些變量？微不足道卻持續(xù)地作用著。

她一直是個極度認真的人。羅翔在書里寫，很多年前，他和趙宏同在德國交流，他游山玩水時，趙宏總在學德語、查文獻?，F(xiàn)在他的德語能力所剩無幾，而趙宏聽說讀寫俱佳?！富膹U和無所事事，這些詞的反面才是趙宏的生活?！龟惐陶f。

趙宏符合人們對自律學者的所有想象：常年早上6點起床，喝口水，空腹去跑步，旅行時也不間斷。不喜歡在家務上浪費時間，早餐只吃面包、牛奶和雞蛋，午餐和晚餐要么點外賣，要么都在大學食堂解決。有了孩子后也是一樣。很少逛街，買衣服盡量買同一個牌子，「減少搭配的困難」。每天要喝3到4杯美式咖啡，專注力高，寫了20多年的論文，從不拖稿，一天都不拖。

但自律不是她的榮譽，自律只是方法論。關于這點，她深以為與她最愛的作家村上春樹有所共鳴——村上也跑步，也規(guī)律地生活與寫作。她和村上一樣，「都不是天賦特別高的人」。為了守護自己的靈感與才華，就必須用職業(yè)化的態(tài)度，完成每天應完成的工作。

努力確有回饋。她寫的那些論文，過去陳碧就一知半解，現(xiàn)在更覺得艱深，「連標題都是奇奇怪怪的，很難復述的」。趙宏的電腦里沒有存稿，因為她「每投一篇論文都能發(fā)表」。興許就是這些大大小小的、學術上的正反饋，讓她慢慢變得篤定。

2017年，羅翔開始寫作法治評論，接到的案例如果涉及行政法范疇，就向趙宏求助。兩人討論的次數(shù)多了，羅翔建議趙宏也加入普法寫作。她起先不肯，這是她沒涉足過的領域，擔心寫不好或者寫也無用，也擔心擠占做學術的時間。羅翔勸她，哪怕每個月寫一兩篇呢？費不了多少力氣，還能掙點稿費。

這個勸說的過程大約持續(xù)了兩三個月，她終于嘗試寫了第一篇評論，是關于搶生二胎罰款的：2016年1月1日起，中國全面實施二胎政策，一對夫妻在2015年12月16日生下第二個孩子，2018年9月，當?shù)匦l(wèi)計局向他們追繳違法生育二胎的「社會撫養(yǎng)費」。她在評論中分析了這種追繳是否合法、合理。

普法寫作沒有想象中困難。但寫完稿，她有種奇異的感覺，行政法其實和刑法一樣貼近生活，至少比想象得要近很多，「可法學院里不研究它在生活里的狀態(tài)」。

一旦產(chǎn)生好奇與認同，職業(yè)化的態(tài)度又來了。又隨著李紅勃和陳碧的加入，四人形成了固定的寫作小組，趙宏的自律再次發(fā)揮作用，并且開始介入整個小組。

與他們合作過的鳳凰網(wǎng)「風聲」欄目前主編靳麗萍記得，趙宏是寫稿最快的一個，「經(jīng)常不見面，就語音聊一聊選題，說好幾點交，她就幾點交。」最快的一次是寫作鄭州中院「黃名單」事件，上午布置的題目，夜里就收到了稿子。

再往后，趙宏逐漸展露出編輯的天賦，她會主動找題、報題，甚至直接找朋友或?qū)W生組稿。組完，還會自己先編一版，再交給靳麗萍，「大多不再需要修改」。

好幾次，陳碧和趙宏喝著咖啡，聊起對一個事件的看法，研究刑法的陳碧簡單談了兩句，趙宏立刻說，這個點太好了！你把它擴寫成一篇文章吧。陳碧提出抗議，隨口的論點早就忘記了。但趙宏表示沒關系，先寫，寫出來就好了?！改愫茈y拒絕她?！龟惐陶f，為此，她「莫名其妙地多寫了好多篇稿子」。

李紅勃、趙宏、陳碧、羅翔（從左至右）合影。

雙魚座

如果因此落入對法學學者的刻板印象，認為趙宏是個板正、嚴肅或苦大仇深的人，那就大錯特錯了。

有一次，四個法學好友去四川做系列演講，有位記者一路跟隨，想寫一篇反映法學人精神的報道。最終稿子沒有發(fā)出，趙宏猜測她有點失望，「在她的想象中，我們可能隨時在憤怒，在抨擊。但結果除了上臺演講之外，我們一直在吃吃喝喝、嘻嘻哈哈、瞎聊天?！?/p>

還有一次，四個人上節(jié)目，主持人提問，誰最八卦？陳碧、羅翔和李紅勃都指向趙宏，她也指著自己。陳碧和李紅勃是外校來的老師，羅翔不怎么在校內(nèi)社交，最活躍的就是趙宏了，她幾乎是法大所有家長里短的傳聲筒。陳碧常常接到趙宏的突擊電話，「說懶得打字了，要直接跟我說，問我知道那什么什么一個事兒嗎？」

前媒體人陳炯和趙宏、陳碧有一個微信群，起名叫「酒醉的愛情」。三人在里面聊情感、穿搭、星座，還有一切瑣碎的日常。趙宏上陳炯的訪談節(jié)目，毫不避諱地說自己是個「戀愛腦」，直到今天也向往擁有基于智識交流的愛情，向往得到自己喜歡的男性的肯定。

節(jié)目上線后，有人向陳炯提出批評，趙宏是這么正經(jīng)一個法學老師，怎么盡聊戀愛的事？這從任何角度看似乎都不夠進步。陳炯轉(zhuǎn)達了這層評價，趙宏反過來安慰她，沒事，就讓他們說?！杆钦鎸?、自洽的一個女性，無所謂自己是不是處處先鋒?！龟惥颊f。她和趙宏都是雙魚座，都細膩、敏感、淚點低，都喜歡明媚顏色的衣服。

對陳碧來說，趙宏有時細膩得有些驚人了。一次陳碧在群里抱怨，今天發(fā)生了不好的事情，自己心情很差。原本說完也就過去了，趙宏又突然打來一個電話，說我現(xiàn)在來看看你，說著就已經(jīng)打車到了樓下，「一種『前現(xiàn)代式』的關心，她不會等我開口叫她來，也不太擔心打攪我，她就是覺得有朋友需要她了?！挂娒婧?，泡杯茶，再講幾分鐘八卦，陳碧的心情確實就變好了。

陳碧（右）與趙宏。

陳炯覺得，趙宏像村上春樹筆下的「春天的熊」，好朋友可以和她抱在一起，「順著長滿三葉草的山坡咕嚕咕嚕滾下去?！顾且粋€很善于給予情感撫慰的人。

作為一個「最典型的雙魚座」，趙宏自我評價，情感的價值太重要了。她告訴《人物》，讓她真正愛上普法寫作的時刻，是她第一次通過寫作，感受到與他人的情感連接。

那是關于「天一」耽美文學案，她發(fā)表了一篇評論。隨即有海量的留言與轉(zhuǎn)發(fā)，還有交情本不深的同事突然告訴她，自己看得直落淚?！改阆仁怯X得震驚，原來有這么多人關心這件事。然后你也很感動，第一次有人因為你的文章掉眼淚——你寫了那么多學術論文，但壓根沒人會看哭?！顾裏釔圻@種情感共鳴。在過去久久不能想清楚的事，也逐漸變得清晰。

這之后，趙宏會有意識地選擇那些能夠觸動自己的案子來寫。像是山東冒名頂替上大學案，當事人為「落榜」遺憾了二十多年，還在嘗試用各種方式進入那所學校；同樣是從小城市拼殺考學出來的，這種執(zhí)念讓趙宏的心里「有一些回蕩」。一位老師在三人群里聊別人的八卦，內(nèi)容擴散出群后，她以誹謗為由被拘留；趙宏的友人群里天天聊八卦，「會不會有一天也傳出造謠誹謗？」身邊好幾位女性朋友說想單身凍卵，一查，法律是禁止的，都大為震驚，「大家覺得不公平，我說法律上不公平的事還有很多。」于是都寫了評論的文章。

大連工業(yè)大學的一名女生因「與外國人不當交往」被學校開除，趙宏非常憤怒，寫了文章談「校紀校規(guī)的邊界到底在哪兒」。發(fā)布后，還與幾個同行吵了一架，「回擊那些揪著說這女孩道德有瑕疵的說法」。

抓住這些充滿同理心的瞬間，是寫出一篇明達且動人的稿子的關鍵。靳麗萍說，趙宏的寫作有一個明顯變化的過程。剛開始，沒脫離學術慣性，「寫出來的東西基本只能讓法學圈同仁欣賞」。但漸漸地，她知道在援引法條之外，寫出人在其中的位置。靳麗萍比較寫作小組的四位作者：羅翔幽默，陳碧犀利，李紅勃溫厚，而趙宏有種悲天憫人的氣息。

「法律和情感不是背離的關系，尤其在普法寫作時，情感的力量可能比理性的判斷更珍貴?！冠w宏講起她為某作家喪子事件寫評論時的經(jīng)歷——因為父親的諱疾忌醫(yī)，患有心臟病的兒子在13歲時去世。從一名母親的視角來看，這實在是一個令人心碎的故事。趙宏花了很多篇幅，解析父親在此中是否有刑事責任，是否構成虐待或遺棄，又延伸到在部分未成年事項上，國家是否應該干預和強制。

她卡在了文章的收尾，是還在上小學的兒子給了她靈感。散步時，她問他，這個爸爸應不應該被抓起來？兒子回答，不應該，一定是你在法律上理解錯了。她把兒子的話放在了結尾：「這個爸爸失去了孩子，心里已經(jīng)很難受了，而且他不給孩子手術也一定不是想讓孩子死去，可能就是怕孩子疼痛，為什么還要懲罰他呢？」又補充道，有時孩子對父母的愛與信賴是遠超父母對孩子的，她希望法律對父母的約束，可以對得起這份愛。

挨罵這件事

做一個表達者，不挨罵比挨罵更奇怪。大家都明白的道理，趙宏也明白。她經(jīng)常的做法是不看。不看，就不知道、不難過。編輯部也會保護他們，剛發(fā)稿的時候不精選評論，過一陣再選出來讓大家看一看。

一家社媒曾邀請她去開賬號，預備每天發(fā)熱點給她評論或互動。她深思后拒絕了，她有些懼怕社媒上的碎片化評論，「很多是情緒，不是觀點，我不希望沖到第一線去和太多情緒接觸?！?/p>

在這點上，朋友們都認為羅翔吃了大虧，他曾經(jīng)勇闖社媒，然后被慘烈地網(wǎng)暴過好幾輪。當然，這也能帶來戲謔的作用。有時，陳碧和趙宏互相提醒，最近幾天別上網(wǎng)亂看，你正被罵呢。說著說著，又輕松道，沒事，再被罵也沒有羅老師被罵得多，「有座高山在前面擋著」。幾位朋友能給予羅翔的安慰，多不過是讓他「別去看」。

其實趙宏并不想拒收所有的回聲，那些理性的評論，她后來會著意去看，「就像收集問卷調(diào)查，收集到了大家的意見，就知道下一個選題要說什么」。寫更多的稿子，接受更多的采訪，去澄清，去再度闡述。

爭議最多、意見最割裂的永遠是性別議題和違法犯罪者前科問題。比方說，她每次倡議不絕對限制違法或犯罪人員的子女考公，評論區(qū)就會反駁，這些人的子女要被連坐，是因為他們已經(jīng)從父母的違法犯罪行為中獲利了。「這是把所有違法犯罪等同于貪污受賄，」趙宏說，「但還有很多案例是酒駕，或者父親家暴母親，孩子從中不但沒有獲利，還是個受害者。而在連坐之下，他會進一步受害?！?/p>

在最近一次《界面新聞》的專訪中，她解釋了公眾對「封存違法記錄」可能有的誤解與擔心：封存不等于銷毀，違法記錄仍然完整留存于公安系統(tǒng)內(nèi)部，只是嚴格限制對外公開和非法定情形的查詢。法律明確規(guī)定「某類違法人員不得從事某職業(yè)」——比如《未成年人保護法》規(guī)定，曾有對未成年人猥褻、虐待、拐賣等違法犯罪記錄的，終身不得從事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職業(yè)——用人單位可以要求查詢求職者的違法記錄，當事人也需配合提供相關證明。

「封存制度設計的初衷之一，就是避免將輕微違法者推向社會對立面——如果一個人僅因一次小錯就被終身剝奪就業(yè)機會，失去生存出路，反而可能成為社會安全的隱患?！冠w宏說。

社會科學上的事，標準答案大概是沒有的。即使是在四人寫作小組里，因意見不同而引發(fā)的爭辯也有很多。

但這些爭辯并不傷感情。他們有共識，不同的人，過著不同的生活，來自不同的專業(yè)領域，有不同的價值取向，對許多事的感知當然也各不相同。

有一陣，他們的稿子經(jīng)常被刪掉，滿目瘡痍，每個人都很喪氣。社群的作用就體現(xiàn)出來了，「大家不至于在同一時刻，有同一程度的消沉。」今天她最沮喪，但他還在寫，明天又換她頂著在寫，總之是輪著低落，輪著寫作，「如果是一個人在寫的話，覺得不行，可能就真的放下了。」所以，人和人會產(chǎn)生分歧，但人總歸要與人連接，人要和人在一起。小群體、大群體，都是這樣。

作為旁觀者，陳炯問過趙宏會不會害怕，畢竟她寫作科普的行政法，既挑戰(zhàn)權威，也挑戰(zhàn)一部分公眾常識，很容易落入兩不討好的境地。趙宏回答：「沒有到害怕的程度，可能是雙魚座天生就比較樂觀，總覺得很差的事情不會發(fā)生在自己身上?！?/p>

對自己，她有點完美主義，從小到大都是好學生心態(tài)，「要從小城市往外走，做事情要非常用力，想考100分，就要準備到120分、150分的水平?！挂怀隽撕脤W生，也會上癮，希望自己永遠是旁人眼里的好學生，永遠能達到一種符合主流標準的好。

讀博時，她去德國交流了一年，這一年的思考體會，在她后來的人生中時有浮現(xiàn)。她第一次長時間地、完全獨立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不和任何人分享宿舍房間，沒有任何老師或家長來管理、督促學習。那是2003年，網(wǎng)絡還不夠發(fā)達，搜不到什么中文資訊，下載一部電影要兩天，買了臺電視機，但剛去時德語不好，「不知道里面嘰里咕嚕在說什么?！怪荒芸葱≌f。她把帶去的《海邊的卡夫卡》翻爛了，反復看那個關于自我認同、尋找自由的故事。

有一天，同宿舍的一個德國年輕人突然通知她，這學期的課他不上了，他要去Gap Year（間隔年）——她第一次發(fā)現(xiàn)，社會時鐘原來是可以被打斷的。于是一切過往的、默認的主流標準都消失了?；蛘哒f，它們可以消失。

二十多年過去了，知易行難。

所有青年學者都要面臨的處境，比如評職稱、爭title，趙宏基本不主動攬作目標。同行里是有兩派人的，一派被「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機制」鎖死，會奉勸她多把心思放在學術事業(yè)上。還有一派是陳碧、勞東燕那樣的心態(tài)輕盈的人，「你喊她們出去一起呼吁某些事情，她們從來不會過多糾結。因為她們沒有那么多欲望和枷鎖?！?/p>

陳碧見到的，趙宏受到的最沉重的一次打擊，也是來自一位「曾以為」的學術同道，「批評她不務正業(yè)，想當網(wǎng)紅，說她寫這些大眾科普有什么意思？只會降低她的思想深刻性。她認真在做的事情，被曾經(jīng)互相欣賞的人諷刺，她就會很受傷?！?/p>

傷心完了，還是要學會接受。接受人各有志，接受人是群居動物，不可能完全擺脫和忽視外部評價。接受表達注定有表達的代價，也接受自己可能有的紕漏，「以前總擔心自己發(fā)表的言論、寫出來的東西不夠權威，萬一我只觀察到了一面，沒有觀察到另一面呢？」現(xiàn)在覺得沒關系了，趙宏說，想說的話還是要說——如果人一定要保持全對才能說話，那么恐怕沒有人再會說話，因為沒有人能永遠全對。

圖源電影《初步舉證》

羞恥

要保持談論，保持表達，還必須具備一種信念，「絕對不能想著畢其功于一役」。趙宏寫過的稿子，「可能連著10篇都沒水花，也可能其中某一篇，產(chǎn)生一點漣漪」。那一篇是珍貴，但前面的10篇也不可或缺。

其實她能記起的漣漪很少，最成型的就是這一次了。今年6月26日，新修訂的《治安管理處罰法》公布前一日，趙宏收聽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新聞發(fā)言。她記得，發(fā)言人特別提到，全國治安案件數(shù)量年均在800萬左右，「我當時就愣了一下，覺得明天的結果可能值得期待?！?/p>

當天晚上，《中國新聞周刊》的記者請趙宏再作一篇評論，「如果明天公布沒改，這就是個呼吁稿，如果確實改了，這就是個慶祝稿?！沟诙煲辉纾涣烁遄?，很快就得到消息，法案改了，違法記錄封存的提議通過了。雖然新規(guī)如何落地，有哪些細則需要執(zhí)行，都還未可知，但已是讓人難忘的相慶時刻。

9月底，一位紀錄片導演找到趙宏，希望她推薦幾位有違法前科者，他想為他們拍攝一部帶著前科生活的紀錄片——再過幾個月，這種狀態(tài)將成為歷史。趙宏將往來的郵件拷給了他，他試著聯(lián)絡，幾乎所有人都拒絕了線下見面。

這些人不敢走到光下來，「他們給你發(fā)郵件，不會說自己叫什么，是哪里人，他們只能躲在那串字母和數(shù)字后面?！?/p>

這種躲藏背后，不乏讓趙宏感到厭惡的人，「有個男老師寫，自己不小心摸到女生的胸部和臀部，留下了違法記錄——這真的會是不小心嗎？」

但更多的來信，只有無奈。一個父親曾因打麻將玩錢被行政拘留，女兒考上教師編制，政審沒通過，被取消錄用；女兒離家出走，父親急白了頭發(fā)。一個山區(qū)貧困生因偷取同學的生活費被行政拘留，畢業(yè)后花四年時間考上事業(yè)單位，也因為政審不過沒被錄用。一個00后看世界杯時，在一個賭球網(wǎng)站充值了500元，幾個月后以參與賭博為由被傳喚拘留，出來后，得了抑郁癥。

趙宏收到的有行政違法前科者的來信。

有人寫信來，不講述也不提問，似乎只想尋找一個精神出口，「我知道，我不該打擾你，我糾結了好久，還是決定再寫封信給你，這樣我心里可能會好過一點點?！褂腥速€咒發(fā)誓，「如果可以爭取到一個機會，我愿畢生積極貢獻社會回報社會，不遺余力。同樣也愿作出保證，不會再犯?！?/p>

還有很多人做道德上的自我表白，「不斷地強調(diào)，自己獻過血，捐過錢，走在馬路上扶過老人，或者當過兵，見義勇為過。反正就是強調(diào)自己其實是個好人?！褂星翱普邆冎g甚至有鄙視鏈，「打架的看不起嫖娼的，寫信來說，我的記錄應該被封存，但（嫖娼）那種人的記錄不能被封存。其實他們在法律上的評價是一樣的，都是違法，但是其中一部分人仍然希望得到一些道德優(yōu)越感?！冠w宏理解這種做法，「他們大概率在生活里已經(jīng)遭受過太多白眼，在自我認同上有了危機感?！?/p>

很難給他們滿意的回信。趙宏在一篇自述里寫，她時常覺得自己是「聽人告解的牧師」，她的來信者們被粗暴地貼上「罪人」標簽，「卻不管違法行為的輕重和違法的真正緣由」。對這些人來說，他們的行為不止有法律性懲戒，也同時遭受著社會性懲戒。而后者極有可能是伴隨終身的。

她難免想到自己曾在東京看過的一個藝術展，是關于年度愿望的。許多日本人用漢字寫下，「羞恥」，連起前后文，大概就是「放下我的羞恥心」之類的愿望，密密麻麻有一大片。這像是全人類的命題，怎么會有這么多人困于羞恥？知恥不是壞事，至少能提高個人的道德品質(zhì)，但太知恥，也讓人疲憊。羞恥心是能讓人「社會性死亡」的——這其中又有制度的力量，「制度排斥誰，公眾就排斥誰，誰就感到羞恥。反過來，被公眾排斥的也會被制度排斥。社會的容錯率會越來越低?！?/p>

同時會想起的，還有一件在德國的往事。有一回，趙宏坐火車去巴黎玩，友人提醒她巴黎小偷多，保險起見，最好帶護照復印件而不是原件。她照做了，即將返回時，以為復印件沒了用處，就撕了。結果在回德國的火車上，她遇到抽檢，因為無法出示護照也背不出護照號碼，被帶下車去了警局，和一個吉普賽女郎關在一起。她「嚇壞了」。

好在，警察向她要了她的德國教授的聯(lián)系方式，花了半小時左右，確認了她的身份，就告訴她可以走了?！笐騽⌒缘囊荒怀霈F(xiàn)了」。警察主動將她送去火車站，又替她和站方溝通，讓她免費坐上了下一班車。

這是件小事，甚至沒到違法的程度，但這也是法治的一部分。「不帶護照是我的錯，但沒有人指責我馬虎，也沒有人強調(diào)這是我不負責任造成的錯誤?！冠w宏說，「后來我經(jīng)常在課堂上講，法治的核心細節(jié)里一定要有尊重。不僅要有對沒做錯事的人的尊重，也要有對有過錯的人的尊重?！?/p>

她和學生們說，人這物種太復雜，每個人都有「壞」的一面，只有暴露與否的區(qū)別。再拿她自己舉例，她平時看上去斯斯文文，但有一次在美術館門口大罵兒子，正好被一個學生認出，「突然沖出來叫我，趙老師好?！顾龂樍艘惶?，馬上也覺得羞恥，好像把自己暴躁、惡劣的那面裸露出去了。沒有人經(jīng)得住細看。

再往深了說，違法可能是出于無知，也可能是瞬間的失控，因為人性經(jīng)不住試煉，「一個巨大的、正中你下懷的誘惑擺在面前，你能保證一定可以拒絕嗎？」所以，面對那些有違法前科者，請不要高高掛起，也請謹慎地進行道德批判。

趙宏的來信者中，有一個二十多歲的男生，七八年前在外吃飯時，和別人發(fā)生推搡，留下了互毆的違法記錄。此后，他的學業(yè)、擇業(yè)都受了很深的影響，也常常覺得自己低人一等。他寫信來，說自己這幾年每次感到生活無望時，會聽一位歌手的歌，好像有點鼓勵作用。趙宏正好認識這位歌手，請他簽了張名，寫道：「明天會好嗎？等通知?！辜慕o了那個男生。

邊界

去年秋天，趙宏離開法大，到北大公法研究中心工作。換學校，是個邊界重建的過程。法大太小了，老師們幾乎都沒有辦公室，要見學生都是約到校外的咖啡館去，除了上課，她很少在學校干活。北大則寬敞太多，還有了專門的辦公室，她可以舒舒服服地寫稿子。也可以摸魚。陳碧寫過一本未出版的愛情小說，趙宏是她最忠誠的讀者，她就在這個新辦公室里讀完了結局，還忍不住大哭了一場。

但她不會放下法大，那里有她關于法律「最初也是最永恒的記憶」：每屆新生入校，都要在大禮堂集體宣誓，「執(zhí)法律之利劍，持正義之天平」。

她也不會忘記，她上學時，校園里常有群眾出入，都是來找學生或老師咨詢法律意見的。很多人窮困得住不起酒店，一些好心的男同學就會把宿舍鋪位借給他們?，F(xiàn)在這樣的場面不多了，因為外來者不能隨便入校。但同事們的信箱里還是塞滿了求助者的信件，「現(xiàn)在和以前一樣，遇到法律上的困難，普通人沒有多少解決的渠道?！?/p>

開頭的章魚一直在，任何人在它面前都可能無措。被執(zhí)法者是，執(zhí)法者也是。

有一次，趙宏去外地開講座，來了好多警察旁聽。結束后，有位警察攔住她說，自己沒有受過太多法學教育，工作時有許多困惑。比方說，基層民警就這么些人，每天要處理太多雞飛狗跳的事，夫妻吵架、孩子不寫作業(yè)、電燈泡壞了都有人報警。忙都忙不過來，還要隨時確保執(zhí)法程序正確，要不就會被你們所謂專家批評。又比方說，萬一有老百姓反映，有人穿著奇怪、滿大街招搖，傷害了他們的感情，警察應該怎么辦？不出警，報警人不高興，一出警，又要被指是越界?！高@個邊界到底在哪？得有人告訴我?！顾f。

她后來把她這些年寫作的、重要的普法稿件整理成了書籍《權力的邊界》，包括警察和城管在內(nèi)，很多基層執(zhí)法者買了去看。

至于未來的普法，趙宏想，她就保持現(xiàn)在的狀態(tài)——不要離公眾太遠，還是要寫稿子，接受一些采訪，把說過的話再不厭其煩地多說幾遍。也不要離公眾太近，她注定不會也不能成為羅翔那程度的公眾人物。她說羅翔有一種演說家氣質(zhì)，他是為舞臺而生的，而她不行。她和羅翔都參加過脫口秀表演，同樣的話，羅翔說出來，大家哈哈大笑，她說就是冷場。她的舞臺或許只能是講臺。

趙宏是北大公法研究中心的第一位女老師，這是一個很難忽略的進步。陳碧說，學術會議大部分在周末召開，散會后，還有一堆聚餐類的社交活動，男學者們?nèi)玺~得水，女學者則都比較焦灼，「很多不得不趕回家?guī)Ш⒆印埂５粎⑴c這些活動，多少會削弱自己在圈內(nèi)的優(yōu)勢。趙宏也面臨過這些兩難的選擇，沒有可以總結成文的應對技巧，但總之她扛下來了，并且脫穎而出。

即便如此，隨著她普法稿子越寫越多，她還是會收到這樣的疑問：「說趙老師你這么能寫，平時還需要看孩子嗎？」

另一個現(xiàn)實是，法學生的體驗也在變化。

趙宏讀研時，教授行政法的是張樹義老師，「控權論的著名旗手」。當時，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們，聽老師說著「行政法是用來保護少數(shù)和弱勢群體、用來控制行政機關權力」的豪言，很難不覺得內(nèi)心激蕩。

在今天呢，一次課間休息，她在衛(wèi)生間聽到兩名女生議論，「談論憲法里的人的尊嚴，這對以后的就業(yè)有什么用？」她理解這種變化，是世界變得不確定了，太理想主義的說法就會被嫌棄。

但她也發(fā)現(xiàn)，年輕一代的邊界變得特別明確。

像她考研時，筆試成績排第一，面試時，卻被一個老師毫不避諱地評價，拿這么高的分數(shù)，是因為女生會背書吧？這不代表她的學術能力一定好。「我當時心里非常不爽，但不敢說出來?！苟裉斓男@哪敢有這樣的偏見之語？「學生們一定會懟回去?！估蠋熣f話不注意，被學生投訴的案例她也聽說過一些。

她的兒子，一位小學生，想打游戲而被她拒絕，居然憤然當著她的面問AI：打游戲是我的權利嗎？在學校里，兒子和同學們的權利意識也都很強，經(jīng)常批評老師，但如果老師批評他們，他們覺得不對，就把電話手表打開，錄老師?！肝艺f你們也太過分了，再主張權利，也要尊重老師啊。」

她想起兒子更小的時候，她去給他們上課，問，法治是什么意思？「法治不只是抓小偷、抓壞人，法治也要保護弱者。小朋友們是弱者，所以法治要保護你們，不被大人打罵，不被壞人欺負。」孩子們一定把這話記心里了，所以長輩們但凡態(tài)度有些異樣，他們就很不高興，要給自己維權。

可見，邊界是可以流動的，隨著人的能動性流動。年輕人們的邊界變化，或許就是上一代的不斷表達，所帶給下一代的、隱形的漣漪。

現(xiàn)在，趙宏和陳碧、羅翔、李紅勃的普法專欄叫「法治理想國」。公眾號「書房計劃2024」問過她，她理想中的法律是什么樣子？

法律不可能到理想的狀態(tài)，趙宏說，法律永遠有界線，很多事情也不能用法律解決。她追求的法治理想，「是希望法律能夠給國家提供一個最兜底的保護，一個確定感，一個穩(wěn)定的秩序，能夠讓國家也好，個人也好，清楚地預見到自己的行為邊界到底在哪里。」

也許墻壁始終有曖昧成分，章魚必須巨大且盤桓。抵達理想之前，她會繼續(xù)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