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臺新儒學的成就與局限

港臺新儒學最著名的事件，是1958年唐君毅、牟宗山、徐復觀、張君勱等人聯(lián)合發(fā)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這個宣言主要是針對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誤解而發(fā)的。該宣言認為，“中國文化問題，有其世界的重要性”；中國文化不是“死物”“國故”，乃是“活的生命之存在”。中國文化的倫理道德思想和實踐，不僅是一種外在規(guī)范，而且是一種內在精神生活的根據。從孔孟到陳朱陸王的心性之學“是中國文化之神髓所在”，是人之內在的精神生活的哲學。由此，港臺新儒學提出了“返本開新”的思想，即返回儒家心性之學的根本，開出“新外王”現(xiàn)代科學和民主政治。

臺灣鵝湖學派等繼承港臺新儒學的思想，堅持其理念，繼續(xù)在民間起著弘揚儒學的作用。在臺灣，分散在不同大學和研究院所的儒學教授們人數不多、力量不大，但他們堅持中國文化的理想，堅持中華文化認同，堅持中國經典與常道的闡揚、傳承與轉化，是難能可貴的。目前，這一陣營正處在分化、重組的過程中。

在肯定其成就的同時也應看到，港臺新儒學存在不少局限性。儒家價值系統(tǒng)在現(xiàn)代港臺社會仍然有其價值和意義，但需要重新定位。歷史和現(xiàn)實昭示我們，將儒家的終極關懷、道德理想主義的合理因素融入我國新文化體系中，甚至使其超越國界、融入人類新文化體系中，都是必要和可能的。但像一些港臺新儒學學者所堅持的那樣，試圖將儒家“內圣外王”的基本結構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則是不可能的?，F(xiàn)代生活非常復雜，發(fā)揚儒學在現(xiàn)代生活中的價值，必須實現(xiàn)儒學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

大陸新儒學的界定與發(fā)展走向

大陸新儒學（家）究竟如何定義，學界見仁見智。有人以此相標榜，但學界卻不以為然，因為他們持封閉的立場，脫離了時代與現(xiàn)實。因此，需要為大陸新儒學（家）正名。中國哲學界一些專家的看法是：就其主流而言，所謂大陸新儒學（家）或新時期中國大陸的新儒學（家），是受當代哲學思潮特別是現(xiàn)代新儒學思潮的影響，面對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生活的實際問題，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西方哲學互動的背景下，以儒家哲學思想的學術研究為基礎，積極調動以儒學為主體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資源，促進儒學與現(xiàn)代社會相適應，并創(chuàng)造性地詮釋儒學精義、推動儒學現(xiàn)代化與世界化的學派。大陸新儒學有一個共同的價值取向，即強調中西融合與儒學的根源性、當代性、開放性、包容性、批判性、創(chuàng)造性和實踐性。改革開放以來，大陸新儒學在理論與實踐兩方面都取得了積極進展。

在理論上，大陸新儒學在儒學新話語體系的建構上頗有創(chuàng)見與貢獻。比如，湯一介的天人、知行、情景“三個合一”論，龐樸的“一分為三”說，張立文的“和合學”，蒙培元的“情感儒學”，牟鐘鑒的“新仁學構想”，陳來的“仁學本體論”等，在國內外都產生了較為廣泛的影響。大陸新儒學的哲學思考受到西方新思潮、新問題的啟發(fā)，也對后者予以回應和批評。對于儒學經典，大陸新儒學是接著講而不是照著講的。大陸新儒學思考的中心是傳統(tǒng)儒學與當今時代的關系問題，致力于調動儒學資源回應時代的需求和挑戰(zhàn)。受到現(xiàn)代西方哲學“拒斥形而上學”“反本質主義”的影響，大陸新儒學大都主張消解形而上學，或者只承認廣義的形而上學的意義，主張終結狹義的形而上學，把真實的“情”放在最高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