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放藥品，本質上是一種互害的行為模式，以暴制暴來完成私力救濟。以暴制暴，在文明演進史中，已被現代法律精神所否定。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屬于“以制造問題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以投毒殺狗為例，可能誤傷牽繩犬只、幼童、流浪漢等；可能會造成更多的糾紛，如犬只死亡的財產侵權糾紛；可能會造成群體間的對立，無節(jié)制的循環(huán)報復……

但這樣的思維模式，近些年并非罕見。面對一些當前法律難以關照的公德洼地，就訴諸極端形式，往往能收獲相當共鳴。如駕車時遭遇賭氣車，男司機將女司機暴打一頓，叫好者不在少數；如就餐時遭遇熊孩子，鄰桌女子一腳猛踹，點贊者不乏其人；如廣場舞擾民，跳舞者被居民用氣槍射傷，鼓掌者比比皆是……面對紛繁復雜、一時難解的治理難題，就指望通過快意恩仇的方式簡潔明了地快刀斬亂麻。倘若這種思維成為慣性，也會造成社會理性的喪失，集體情緒的失控，群體共識的分裂，以及對正常解決路徑的忽視。

解決不文明養(yǎng)狗問題，還是須要變“互害”為“互助”，無論養(yǎng)狗與不養(yǎng)狗，都不能被極端“愛狗”或“恨狗”的情緒所裹挾。養(yǎng)狗者，對于當前社會上對不文明養(yǎng)狗、極端愛狗行為的厭惡，應當有相當程度的認識，并在此基礎上形成行為規(guī)范；不養(yǎng)狗者，亦須明白極端乃至違法行為，并非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在這其中，有相當多的共識空間，是可以形成合力的：對疫苗質量的關注；對社會治理的呼吁，諸如呼吁在立法層面厘清相關的行為責任，對辦理養(yǎng)狗證所交費用用途的追問；對雙方各自訴求行為邊界的探討等。

對于相關部門，也當從這波網絡輿論中有所啟示。社會治理對社會道德與群體行為模式有直接的決定意義。倘若難以塑造足夠有約束力的規(guī)范，那么必然會引向民眾相互設防和互害——超過必要限度的預防性和傷害性行為，反而會導致道德緊張、社會失序。因此，加大相關法律供給，在法治途徑內解決問題，才是正道。

客觀來說，中國的人均犬只數量在世界范圍內并不突出，觀察基本解決“狗患”的國家，靠民間投毒來解決問題的，恐怕是沒有的。這也當成為我們判斷問題、解決問題的思維起點：一個成熟社會，必然不會只?！懊耖g投毒”一種解決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