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后，宋小川感受到了除北上廣這些大城市以外的人們對高水準藝術的渴望。山東濱州市建成了一座1800座的大劇場，可是很多時間是空著的，沒有什么演出，去年濱州大劇場邀請中國國家交響樂團來演出，各種檔次的票銷售一空，連過道上都站滿了人。
宋小川說，濱州的市長告訴他，濱州以前就很想邀請中央級文藝團體來演出，但擔心這些大單位看不起這個小地方，而且也不知道通過什么渠道，如何去邀請。宋小川說，演出火的時候，這些外地劇場來邀請，北京的各大文藝團體還真不愿意去，因為北京都演不完，除非價格特別有吸引力。
中國歌劇舞劇院正在籌備搞一種新型的歌舞劇。張亞峰介紹，這種歌舞劇不同于傳統(tǒng)國外音樂劇，也不同于國內的舞劇，故事都是觀眾身邊發(fā)人深省的東西。張亞峰承認，很多年前就有這個想法了，但一直沒有實施，因為質量糟糕的演出照樣演出邀約不斷，誰還搞創(chuàng)新呢？“演出火的時候，十萬八萬的邀請費以前我們院根本不接，現(xiàn)在這種小活也接，不賠就行。演員有收入了，人心就穩(wěn)定，劇院就可以正常運作。”
北京世紀佳韻文化發(fā)展有限公司自救的方法是排練兒童劇，準備在一直堅挺、未受到政策影響的兒童劇市場上分一杯羹。
演出市場的這場寒冬，在耶魯大學訪問學者，中國人民大學音樂系中提琴家齊悅眼里，成了讓文藝演出真正回歸市場的機會與春天。“以前政府和企業(yè)都喜歡宏大的東西”，中央的節(jié)儉令出臺后，大型交響樂團演出受到影響，但是對小團體是好時期。
齊悅說，20個人以內的室內小樂團越來越受市場歡迎，因為這種小樂團具有成本低、演的曲目比較多，演出效果不比大交響樂團遜色的特點。
齊悅認為，市場化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劇院以前做好公關工作就行，現(xiàn)在必須做好市場和營銷規(guī)劃。“現(xiàn)在連劇場都在改革，像保利就在搞連鎖，借鑒其他商業(yè)領域的經驗，講究觀眾消費體驗，除了對演出本身質量的體驗，還有對劇院服務，停車、交通、衣帽間，演出前后的活動和購票的便利的感受，甚至票務營銷也要兼顧顧客忠誠度的培養(yǎng)。”
國家大劇院院長助理李志祥對以往的鋪張浪費深有感受，“以往國內那些動輒上千萬的劇目是怎么做出來的？”李志祥認為，即使把裝臺、合成、彩排、樂隊、歌唱隊的成本都算上，最多也就五六百萬。國家大劇院排演話劇《簡愛》全部下來用了二三百萬，歌劇的平均成本很少在兩百萬以上。由國際大導演強·卡洛執(zhí)導的瓦格納歌劇《漂泊的荷蘭人》，由11臺投影機虛擬出來的波濤洶涌的海面全部由國外團隊制作，影像制作費用只有3萬歐元。“我不敢想象如果在國內制作需要花多少錢”。
公司倒閉后，史麗開始幫忙為朋友開辦的小提琴考級培訓班尋找排練場地，她覺得，如果今后政府對公款消費不松綁，曾經讓自己大賺特賺的買賣很難再回來了。
(應被采訪者要求，史麗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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