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種的人
很多人知道我是因為我打維權(quán)官司。其實我是一個英文教育者、素質(zhì)和禮儀教育的提倡者。這看起來似乎與打官司的行為截然相反，但其實內(nèi)在是統(tǒng)一的。
中國人面對不平、不公正的現(xiàn)象，采用的方法大概有三種：第一種是忍氣吞聲；第二種是大人不記小人過，阿Q式的自己解釋；第三是流氓式的，私下里報復(fù)你、揍你一頓，黑社會式的、黑手黨式的。理性的人都知道，這三種方法都不是理想的方法。
老爸最初找到治療社會瘡癥的良方是——口誅筆伐。這個方式在大眾媒體普及的時代會產(chǎn)生一定的效果，可也僅限于“一定”，對根本問題還是無法起到太多實際效果。后來發(fā)現(xiàn)，實際效果就是要靠訴訟，我打官司告你，可以解決很多問題。所以老爸后來在臺灣變成一個非常好訟的人。
我的選擇也是這樣。到北京后，遇到種種事情，我沒有選擇忍氣吞聲，也更碰不上黑社會，我也選擇用法律來維權(quán)，這恰恰是講理、有素質(zhì)、文明和禮儀的表現(xiàn)。依靠法律來維權(quán)，是需要智慧、方法、勇氣和信心的，也是與國際接軌的，這是與外在禮儀相匹配的內(nèi)在禮儀。如果大家都文明守法，那么就相安無事；如果你不講文明在先，那么沒有人可以封我的嘴巴。
我的第一個官司與著名歌星董文華有關(guān)。最后我贏了。之后，我被物業(yè)斷水、斷電，鄰居用磚頭半夜砸我的客廳玻璃等，國臺辦和美國大使館都有介入，最終我都度過了。
老爸在這個過程中非常支持我。官司獲勝后，他擬了一句謝詞贈給中國國際經(jīng)濟貿(mào)易仲裁委員會：“你們的正義永不遲來。”他還在電視節(jié)目《李敖有話說》中公開講了這件事。他起的標題叫《流淚撒種，歡呼收割》。他說我爭的這些事雖然都不算大事，但又對“維持我們生活的品質(zhì)”非常重要，他認為我是一個“播種的人”。他還說：自由和公道是要爭取的，“法律不會講話，法律是在那里的，可是你要使法律講話”，這種精神是很偉大的。
老爸對我也不是沒有擔(dān)憂。但是他不會阻止我，因為這也是他曾經(jīng)教育過我的。老爸是老狐貍，他打官司是看對方的銀行戶頭的，而我通常只打1元。因為我是美國人，所以沒有灰色地帶，也沒他想得那么多。
所以老爸常說，小文可愛的地方就是她像在小魚缸里面游的一條小金魚，大家都知道我在干嗎，很透明，又天不怕地不怕。其實我和老爸都是刀子嘴豆腐心，最簡單不過的。很多人覺得我很難搞，其實是他們想得太復(fù)雜。我很透明，只要大家遵守規(guī)則，按規(guī)則辦事、講禮貌，我們是能夠愉快相處的；一旦有了糾紛，我們都要用證據(jù)說話。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解釋，可是你無法不同意我的證據(jù)，因為證據(jù)是客觀存在的，代表真實。
這樣的官司我打了10年多。最近一起還把老爸也“拉下了水”。我租了北京萊蒙湖別墅的一棟房子，因為房屋質(zhì)量和物業(yè)服務(wù)起了糾紛。2014年6月，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在官方微博里發(fā)了一個帖子，沒有點出房東馬薇的名字，卻單獨點出了我的名字，而且它的大標題是這么寫的：《我院受理李敖女兒為被執(zhí)行人的仲裁裁決案件》。
老爸為此大發(fā)怒氣，因為這件事和他完全沒有關(guān)系，法院微博為什么要扯上他。當(dāng)然，他也覺得那樣一個昂貴的高檔別墅，竟然違建私搭盛行，房屋質(zhì)量差到有十余處的嚴重漏水，把他和我的古董和書籍都泡壞了，居然還要仲裁我們。我們倆還吵了此生最嚴重的一次架。為了彌補，我立刻在新浪和騰訊開了微博，立刻澄清這件事。之后，又嚴重投訴了三中院。除了對雙方個人信息的差別對待，他們的通報里還有對仲裁裁決的誤讀，這與三中院的法律地位是極不相配的。之后他們向我道了歉，在此后的報道中刪去了爸爸的名字。我申請向房東強制仲裁裁決，也立了案。
我經(jīng)歷的另外一件事，也讓我和老爸有些失望。我的《李文說禮》當(dāng)中，除了有對禮儀的歸納總結(jié)，還有對不文明機構(gòu)和個人的列舉名單。這導(dǎo)致了這本書的誕生非常艱難。
我本來決定給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但是，就在出書前幾天，出版社突然要求我全部刪掉1萬多字的黑名單。我和爸爸都特別生氣。當(dāng)初決定在這里出版，就是因為他們愿意接受我的黑名單。后來，出版社又要求我把黑名單改成“非禮小故事”，我覺得很好笑，很俗氣，但是愿意讓一步。最后，出版社又說，要把書中所有點名帶姓的都改成×××。我提到建外派出所，要改成××派出所，柏悅酒店，要寫成××酒店。我覺得這是天大的笑話，如果這樣，還寫出來做什么，北京有上萬的飯店和派出所，讀者怎么會知道我說的是哪一家？我聲明所有的文字我會自己負責(zé)，而且，列入黑名單我都有證據(jù)，即使惹上訴訟我也不怕，也不會連累出版社。最后，出版社說，那就減少一些，把××變成×。不過爸爸安慰我說，他的書刪得更慘痛，他都寧愿讓盜版的去盜了。
我非常失望。為什么大家做事情都這么別扭、怕事呢？難道是自卑？為什么每個人都不敢講真話呢？那這個社會怎么提高和進步呢？大家都沒有公民意識的話，我們國家怎么在國際上抬得起頭呢？所以，我最后決心不能讓這本書就這么出版。
我和爸爸一樣，打官司是打過程的。我們并不是因為和別人有仇，而是希望通過這個過程，提高大家的膽識、判斷是非的能力，創(chuàng)造一個大家都愿意講真話、能夠講真話的環(huán)境，使中國成為一個講理、講禮的國度。
兒時的李文與父親李敖。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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