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正值人口規(guī)模較大的“團塊二世時代”(日本的“團塊世代”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日本出現(xiàn)的第一次嬰兒潮時期,而“團塊二世時代”所代表的第二次嬰兒潮時期則指的是1970~1974年)
的結(jié)婚及育兒期,龐大育兒人群加持下,即便總和生育率下降,但出生的總?cè)丝诓]怎么減少。
1990年的總和生育率為1.54,而2000年則降至1.36。不過,其間出生人口數(shù)幾乎沒有減少,1990年為122萬人,2000年為119萬人。
這種“表面的正常”其實淡化了政策負責人的危機意識。再加上期間日本遭遇經(jīng)濟泡沫破滅和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看似威脅不大的人口問題自然排在了極為次要的位置。
從發(fā)現(xiàn)問題,到著手解決問題,晚了10年。
但即便如此,日本解決少子化問題也已有近20年,為什么效果微弱?2005年日本總和生育率達到歷史最低點1.26后,曾有微弱緩解,到2015年達到1.45,之后8年又一路下滑至最新的1.2。
與之相比,最早因少子化問題而開始鼓勵生育的法國、瑞典等這幾年的總和生育率維持在1.8左右,起步較晚的德國也在1.5左右。當然,這些歐洲國家也有移民因素在里面。即便不考慮移民因素,這些國家的效果也好于日本。
山田昌弘認為這20年里日本又犯了一個錯誤:照搬歐洲經(jīng)驗。
由于歐洲國家的少子化問題出現(xiàn)得更早,且像法國、瑞典、荷蘭等的應(yīng)對策略一定程度上奏效了,法國2010年的總和生育率一度出現(xiàn)了2.03的小高峰。
所以這三個國家經(jīng)常在日本研究人員的論文、政府的白皮書和圖書中被廣泛提及、研究,甚至成為日本制定少子化對策的參考模型。
其問題在于,這些國家應(yīng)對少子化的舉措是以本國國情和價值意識為前提,直接套用就會不適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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