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村莊共同體解體在加劇。進入21世紀以后，由于人口外流，現代性進村加速原子化，伴隨各項拆遷等事務，農村以史無前例的速度解體。與此同時，村民相互之間的聯系紐帶越來越弱，亦無對未來的長遠期待，其社會行為就容易表現出極強的功利性，村莊整合由此變得艱難。

我們看到，很多地區(qū)競選雙方作出一些行為——諸如寫大字報、互相誣告陷害等有悖底線的事，就是上述趨勢的典型表現之一。因選舉親人反目、友變敵的事，也不在少數?？梢姡浴案偁帯焙汀爸圃旆诸悺睘橹饕卣鞯倪x舉，某種程度上也加劇了傳統(tǒng)村莊共同體的解體，將人性中的惡劣面刺激出來，卻未能予以有效制約。

再次就是“激進民主觀”的影響。實事求是地講，目前恐怕還找不到一個比村民自治制度更合適的村莊治理制度。但是，村民自治有很多種實現形式，并不一定要經過自下而上的選舉，尤其不一定非要通過海選制度來實現。

要知道，《村組法》頒布20年來，其基本導向是不斷擴大村民民主權利，為此甚至有意無意地忽視了村莊治理的有效性。在“激進民主觀”的主導下，黨領導下的群眾路線是之有效、是否與基層政權有效銜接，也被置之一旁，“唯民主論”了。甚至，在相當長時期內，理論界和實踐界還在爭論“兩委關系”問題，即爭論在村級治理中到底是支部書記還是村主任應該是“一把手”。其結果是，組織部門通過鼓勵村支書和主任“一肩挑”、村兩委委員交叉任職等制度設計，來加強黨的領導。

由此，受制于選舉制度和“唯選舉論”，本來應當作為村級治理重要整合力量的基層黨委政府，無法有效發(fā)揮作用。在調研中島叔發(fā)現，基層黨委政府面對村支書和主任互不買賬的局面時，幾乎無計可施，很難通過類似于過去“整隊”的辦法來整合村莊，除非村干部違紀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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