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只能用否定式的描述讓他們的面貌浮現(xiàn)出來。他們絕不是陶淵明般田園牧歌式的隱居者,也并非梭羅那樣遠離城市,棲居在瓦爾登湖畔的自然主義者。水電網(wǎng)、外賣和快遞仍是他們生活的必需品。
與依靠日結(jié)工資生存的三和大神不同,逃向這些資源枯竭城市的隱居者雖算不上經(jīng)濟富裕,但基本都有一定積蓄,其中還有不少人收入可觀。
李穎迪書中的主角之一林雯一口氣在鶴崗買下兩套房,一套自住,一套開炸串店,每天賣七八單,就能實現(xiàn)“有限度的自由”。
可他們又和“逃離北上廣,裸辭去大理”的數(shù)字游民不一樣。在大理,總有流動的酒吧派對、社區(qū)分享、聊天隨時展開,又隨時結(jié)束。選擇大理的人也許想擺脫一線城市沉重的社交負擔,可總還是期待著與他人建立聯(lián)結(jié)。
然而在鶴崗,人們表現(xiàn)出隔絕一切的決心?!昂饶滩钑屛议_心,靠墊能讓我靠著舒適,貓能為我做它們所有能做的事情,但人不能。和人交往有什么用?”林雯曾這樣說過。兩人走在零下二十攝氏度的鶴崗街頭,李穎迪試探地問:“但你一個人會不會……”話沒說完,對方馬上搖頭:不會。好像已經(jīng)無數(shù)次說服過自己:我不會孤獨。
一定要說的話,他們與日本蟄居族——一群不上學(xué)、不工作、不社交,幾乎不走出家門甚至房門的隱居青年——有不少類似之處,區(qū)別是日本蟄居族往往與父母同住,而對逃向鶴崗的青年們而言,家庭本就是他們想要逃離的一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圖/受訪者供圖)
逃離一切,然后呢?
從某種程度來說,去鶴崗,也是李穎迪“蓄謀已久”的一次逃離實驗。書寫《逃走的人》,則是對她本身生活境況的回應(yīng)。
鶴崗,這座位于哈爾濱東北約300公里的城市,以其房價之低,成為了中國地級市中房價洼地的代名詞?!苞Q崗化”一詞隨之流行,象征著房地產(chǎn)市場的低迷與房價的超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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