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社會資本的構建需要長期的浸潤以及和場域的適配。中產雖然具備一定的文化素養(yǎng),但正如前面提到的,因為缺乏特定語境下的 " 慣習 " 而在精英階層社交中略顯局促。這種文化區(qū)隔(cultural distinction)也使得他們的社會資本向上躍遷受阻。
三、被視為功利性掙扎的努力
布迪厄還指出,資本的轉化必須經過"合法化"過程。簡單來說,就是要用符合社會規(guī)范的方式進行,避免被視為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換。
富裕家庭會將巨額的教育支出包裝成"培養(yǎng)全面發(fā)展的人",企業(yè)家將商業(yè)社交稱為"行業(yè)交流與學習",這些話語策略本質上都是在掩蓋他們資本積累的真實邏輯,同時獲得道德層面的正當性支持。
然而,在信息高度透明和階層焦慮被放大的當下,這種"合法化包裝"正在逐漸失效。平臺不斷放大階層生活的可見性:有人分享家族信托規(guī)劃,有人展示孩子參與國際科研項目,而更多中產家長則在計算"雞娃"成本是否值得。這種對比不僅加劇了焦慮,也讓中產的"努力表演"顯得愈發(fā)吃力。
他們既要維持一種"有調性"的生活方式,讀嚴肅刊物、看美術展、帶孩子參加研學,又不得不在日常消費中精打細算;既要參與教育軍備競爭,又深知這個回報充滿了不確定性。這種矛盾狀態(tài),使得中產的行為更容易被識別為"功利性掙扎"或者是"刻意表演",而不是真正的文化追求。社會認同因此削弱,階層身份愈發(fā)模糊。
更關鍵的是,當整個社會對"成功"的定義日益單一,而實現(xiàn)路徑卻愈發(fā)封閉時,中產的努力便陷入了另一種悖論:越努力,越焦慮;越表演,越空洞。他們的資本轉化行為,不再被視作向上流動的正當嘗試,而被解讀為對階層滑落的恐慌性防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