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老師在受訪時說他每天吃午飯的時間只有64秒,也有老師在連續(xù)上了53天課后直接撒手人寰,更多的則是在無休止的加班中加出了嚴重抑郁——文部科學省在2021年稱,當年共有10944名教師因嚴重的精神問題而請假休養(yǎng)。
所以,為什么不增加更多的教師來分擔呢?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少子化所造成的生源危機,導致日本各地的學校都因顧慮財政而不想擴大隊伍,寧愿一個勁兒給在職的教師上強度。
畢竟就像前教師工藤祥子所吐槽的那樣:“教師是‘神圣職業(yè)’,所以自我犧牲被認為是理所當然。”
而當過去坐車都會被讓座的“先生”,變成了被政府列入白皮書的“過勞死風險較高職業(yè)”,那么后來人自然就會選擇敬而遠之。
這幾年,日本多地都出現(xiàn)了教師短缺的現(xiàn)象,與此同時,該國參加教師錄用考試的人數(shù)正在逐年減少。
而與之相比,韓國的情況或許還要更差一些。
作為一個極其看重學業(yè)成績的國度,韓國人一直都對子女期望較高。
只不過在過去,這種期望可以被均分給了五六個孩子,而現(xiàn)在,所有與教育有關的焦慮都落在了一棵獨苗身上,也因此改變了教師與家庭之間微妙的關系。
由于韓國的教師過去有體罰學生的傳統(tǒng),所以在今天少子化的大背景下,“保護學子成長,限制教師權力”就成了21世紀以來該國教育界的政治正確,一系列與之相關的條例也相繼出臺。
基本上從2010年開始,伴隨著韓國的生育率跌入谷底,該國的教師也逐步轉成了“學校-家庭”權力結構中的絕對弱勢方:
學生和其家長可以援引各種律令規(guī)章,隨意對教師的各種行為進行投訴和舉報,而教師則在“禁止體罰”的緊箍咒下連正常的工作都無法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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