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麥考爾一案上,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兩種政治壓力恰恰結合在了一起。通常而言,公權力為了佯裝公正,往往避免直接對一些具體的人事安排或管理措施提出指示;而民間輿論雖然沒有顧慮而可以指名道姓地提出批評,但人的注意力持續(xù)的時間往往相當有限,一些象征性的調整便可疏解矛盾。但梅麗莎·麥考爾教授卻同時面臨著本校學生的直接對峙、網民的咄咄逼人以及從當地到聯邦政府各級政客和官員的逐層施壓。倘若沒有敢于當面質疑教授并全程錄像的那位學生,共和黨政客們即便厭惡這類授課內容卻也無從下手,只能像萬斯那樣高喊“大學即敵人”的口號;而倘若沒有各級大小官員的下場介入,一小撮激進學生恐怕也沒有讓院系乃至整個學校屈服的巨大能量。威爾什和校方起先通過有限讓步以換取和解的斡旋努力,敵不過事端曝光后社交媒體上的口誅筆伐,而親自介入的州長與司法部也絕非冷處理所能安撫的對象。上下兩種壓力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共謀關系:底層激進分子的自發(fā)行動為公權力的介入提供了抓手,而頂層公權力的認可乃至助威則為激進分子們提供了物質力量。
于是,官方與民眾共同討伐下的得州農工大學滿盤皆輸,老將威爾什丟了面子,學院院長和系主任被變相降職,麥考爾教授則丟了飯碗,更多的教職人員則人人自危。只有煽動民意以謀取政治資本的投機政客、還有那些真心認為自己對“跨性別主義”的討伐是一項偉大事業(yè)的強硬分子才在大贏特贏。
無論在學術研究還是政治表達上,一些觀點總是比另一些觀點更自由,過去如此,今天亦然。所謂學術自由或高校獨立這些抽象的概念,對大學而言首先是一份與當局談判交涉中的籌碼,其次它們更關乎大學作為機構的聲譽和自主地位,而非某些個人或群體的政治權利。高校當然不是象牙塔,高度產業(yè)化的大學不僅像企業(yè)那樣產生了組織認同、以維護自身的運作和利益為首要考慮,名牌大學還往往與政商精英的社會網絡緊密綁定在一起,教書育人本身很多時候并不是目的,而淪為了實現大學的組織利益與再生產精英網絡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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